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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
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
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
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
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
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
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



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
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
(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
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



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
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


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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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大学有多少专业目录 武汉的职业技术学校有那些
武汉市市级以上重点中等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一.国家级重点专业(2个)
武汉市东西湖职业技术学校: 食品生物加工
武汉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
二.省级重点专业(14个)
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应用
武汉市第二职业教育中心:工艺美术
武汉市财贸学校:电子商务
武汉市农业学校:畜牧兽医
武汉市财政学校:会计
武汉市建设学校:工业与民用建设
武汉市仪表电子学校:电子与信息技术
武汉市第一轻工业学校:印刷技术
武汉市艺术学校:戏剧表演、舞蹈
武汉市旅游学校:旅游服务与管理
武汉市东西湖职业技术学校: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武汉市燃气热力学校:燃气储配与应用
武钢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机电技术应用
三.市级重点专业(30个)
武汉市中等职业艺术学校:工艺美术、商品经营
武汉市财贸学校:会计
武汉市财经学校:会计
武汉市实用外语学校:实用英语
武汉市建设学校:市政工程
武汉市司法学校:法律事务
武汉市汽车应用工程学校:汽车应用与维修
武汉市交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
武汉市石牌岭职业高中:计算机应用
武汉市装潢学校:工业美术
武汉市武湖职业高中:园艺(食用菌)
武汉市第二轻工业学校:模具设计与*、工业造型设计
武汉市第一商业学校:营销管理、电脑美术设计、电子商务
武汉市第三职教中心:标准计量与管理、汽车应用与维修
武汉市仪表电子学校: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
武汉市机电工程学校:机电技术应用
武汉市新洲职业中学:机电技术应用、园艺
武汉市经济开发区职业技术学校:机电技术应用
武汉市蔡甸区普通中专:机电技术应用
武汉市燃气热力学校:天然气工程与暖通
武汉市铁道工业学校:空调制冷和设备应用
武汉市第二卫生学校:护理

武汉市市级以上重点中等职业学校目录
一.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16所)
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 武汉市第二职业教育中心
武汉市财政学校 武汉市农业学校
武汉市建设学校 武汉市第一轻工业学校
武汉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武汉市财贸学校
武汉市东西湖职业技术学校 武钢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武汉市石牌岭职业高中 武汉市新洲职业高中
武汉市江夏区职业中学 武汉市仪表电子学校
武汉市机电工程学校 武汉市交通学校

二.省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13所)
武汉市旅游学校 武汉市艺术学校
武汉市第一商业学校 武汉市财经学校
武汉市装潢学校 武汉市第三职业教育中心
武汉市司法学校 黄陂区职业技术学校
武汉市中等职业艺术学校 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武汉市供销商业学校 * 武汉市汉南区职业教育中心
*武汉市蔡甸区第一职业中学
(*为“512”合格学校,享受省级重点学校待遇。)

三.市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7所)
武汉市汽车应用工程学校
武汉市燃气热力学校
武汉市铁道工业学校
武汉市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校
武汉市第二卫生学校
武汉市经济开发区职业技术学校
武汉市第二商业学校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是几本 学生评价怎么样好不好(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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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学 知行学院是几本 学生评价怎么样好不好(10条)
一、湖北大学知行学院历史简介及成就预览

湖北大学 知行学院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独立学院。
湖北大学 是湖北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坐落在华中重镇武汉市武昌沙湖之滨,是一所历史悠久、学风朴实、具有优良传统的高等学府。江流浩瀚,滋润出湖大“惟楚有才”的文化底蕴;湖波浩淼,孕育出湖大崇德重才的儒雅之风。 湖北大学 拥有文、史、哲、理、工、经、法、管、教、医等10个学科门类。学校现有54个本科专业,114个博士、硕士点,建有省级重点实验室和中试基地4个,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1个,湖北省高校古籍整理中心等研究机构28个。有中国语言文学、化学生物学2个国家文理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学校拥有一大批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和教授,现有专任教师1000余人,其中双聘院士3人,“楚天学者计划”特聘教授16人,校内特聘教授36人,正、副教授600余人,博士、硕士生导师400余人。 湖北大学 雄厚的师资力量,优越的教育资源,为 湖北大学 知行学院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二、湖北大学知行学院是几本大学
根据汉口学院招生办最新公布的信息可知:

湖北大学 知行学院在湖北是第二批次招生,所以我们通常说 湖北大学 知行学院是二本大学。(自2016年开始,湖北高考本科二批、三批合并为本科二批招生)

如果你不是湖北考生, 湖北大学 知行学院在你所在的省份是本科三批招生的话,你也可以说 湖北大学 知行学院是三本大学。
三、湖北大学知行学院重点特色专业有哪些
法学专业的主要课程

基础相应语、高级相应语、报刊选读、视听、口语、相应语写作、翻译理论与实践、语言理论、语言学概论、主要相应语国家文学史及文学作品选读、主要相应国家国情等

市场营销专业

市场营销专业的主要课程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统计学、运筹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经济法、消费者行为学、消费心理学、国际市场营销、市场调查、基础会计、金融概论、企业*策划、商业银行实务、人力资源管理学、市场调查与预测、分销渠道管理、银行营销、服务营销、客户关系管理、定价管理、现代推销技术、营销创新、广告理论与实务、财政与税收、公共关系学、广告沟通、促销管理以及商务礼仪和商务谈判等。

风景园林专业

中国画、艺术传媒、书法、艺术传媒、工程力学III、建筑工程、摄影、园林建筑结构与构造学、建筑工程 、中国园林史、园林园艺、设计思维学 、管理学基础、经济与管理、外国园林史、地质地貌学、资源与环境、园林计算机辅助设计B 、室内设计 、艺术与传媒 、环境心理及行为学、环境艺术小品、、园林树木栽植养护 、风景区规划、插花艺术、西方现代景观艺术、园林模型*、草坪学、专业英语(风景园林)、旅游学、园林快题设计、城市景观设计。
四、湖北大学知行学院评价怎么样好不好
1、校外宿舍(简称外寝,就是住在学校外的)都是清一色的上床下桌的结构,校内10栋就是跟外寝一样的宿舍,统一6人间。除了上床下桌,其他的都没什么区别。独立卫生间、柜子、空调。校外宿舍也有澡堂,洗澡,打热水,洗衣服都集一身。但是校外宿舍没有热水器,热水基本上都是在澡堂打热水的。

2、除了有空调外寝室该有的都有了,大一刚入校不是上床下桌的,到大二大三换寝室应该会换到光线这种东西要看你住的地方背阳向阳呗,根据你被分配得宿舍定。

3、跟大一的新生相关的,就是内七、内八了。大一的新生一般都会住在这两栋宿舍,现在的基本情况是,学校会安排6人间(可能6人以上,根据学校招生的情况具体制定):11届是6人间,12届是7人间,13届是8人间(人数上限)。内七现在有8个床位(4个上下铺的床),宿舍都有安装空调,都有独立卫生间,宿舍内有8个柜子,供大家放置东西。除此之外一楼还有三台热水器可以打热水,需要插学校发的校园卡打水。每层楼都有公共厕所以及洗衣房,在公共的洗衣房,会有自动洗衣机,每次需要投币3元,一般半个小时后再来收拾衣服。内八是男生宿舍,条件相对较差,每间宿舍都有空调,同样设有8个床位(4个上下铺),但是宿舍没有柜子,八栋每层楼都有一个公共卫生间跟公共澡堂,公共澡堂是热水淋浴,公共卫生间有投币式洗衣机供新生使用。

4、另外我校实行不限电,只限网的措施,除星期五,六以及节假日之外,晚11点准时断网,我校没有校园网,只有电信,联通,移动垄断,电费按一个月一个人补贴8度,每月八号送,寝室住几个人,就补贴多少,如果学校补贴寝室电一个月用完了,需要寝室自行交纳电费,才能用电。

5、大一新生时8人间。上下铺。哎相当郁闷。。女生宿舍有厕所没有淋浴澡堂夏天4元.冬天3元,是隔间的,用电不限制,30度内学校报销,超过30度一度6毛钱。。

6、现在新生宿舍都有热水淋浴了,洗一次大概1元到2元,也有时间限制,晚上10点30分就没有热水了,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在知真楼(三教)后面有澡堂,也可以打热水(水温没有宿舍热水器的温度高),也可以洗衣服,也可以洗澡。洗澡是4元一个人,也可以办澡卡,打热水的话,就是2角一瓶了,也可以*水票的。一般新生宿舍住不下了,会有部分新生住在其他宿舍楼去的。校内宿舍都是安装的有空调,独立卫生间以及柜子,但是除了内10栋,其他的全部是上下铺的结构。内十栋就是跟校外宿舍一样的,是上床下桌的结构,6人间的。

7、我是 湖北大学 知行学院的学生,在校就读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个人感觉这个专业实力非常强,每年都会有该专业的国家项目课题来由学生完成。而且该专业的老师也非常好,最喜欢的就是教计算机导论的张老师了,上课言辞十分犀利,课堂气氛也十分活跃,很受学生的欢迎。

8、 湖北大学 知行学院位于湖北武汉,综合实力在同类院校中还算可以。首推校内的会计专业,,都是学校比较热门的专业,尤其是会计学,报考的人数非常多,以至于学校将其独立出来成立一个系。

9、我们学校有校外宿舍和校内宿舍。本人住的是校外宿舍,床位是上床下桌形式,每个人有属于自己的独立衣柜,即使是女生,东西也足够储放了。室内有空调和独卫,但没有热水器,所以洗澡要不自己打开水,要不去澡堂。

10、学院建有多媒体教学大楼、学术交流中心、大型艺体中心、各类专业实验大楼、标准化学生公寓、现代化图书馆、先进高速的网络信息化平台等完备的教学和生活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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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秒懂百科】一分钟了解大学67.4万 52"大学 [dà xué]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的一种本词条是多义词,共23个义项展开大学(University、College)是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的一种,包括综合大学和专科、学院。[1]是一种功能独特的组织,是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机构既相互关联又鼎足而立的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高深学术的高等学府。它不仅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还在长期办学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历史的积淀、自身的努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2]大学从产生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起初,主要是从德国、英国等国家最早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大学源起于西方,现代西方大学又是从欧洲中世纪大学、英国大学、德国大学再到美国大学这样逐渐演化过来的。无论哪一个时代的大学都是以前大学的创造性继承而不是否定。[3]“大学”一词源自拉丁文的 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它的大致意思是“教师和学者的社区”。现代大学制度已在欧根中世纪的大学,这是在意大利建立和演变而来大教堂学校的神职人员期间中世纪盛期。[4][5]根据2021年9月30日教育部发全国高等学校名单,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012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756所(本科1270所、专科1486所),成人高等学校256所(名单详见全国高等学校名单)。[21]中文名大学外文名University、College别名普通高等学校释义高深学术的高等学府源自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相关视频125.7万播放 | 03:57北京体育大学-赵文卓带你了解北京体育大学7044播放 | 01:42国内大学中最厉害的金融班,学生被世界名校疯抢,百万年薪请不到7656播放 | 03:48大一新生进入大学后,牢记“4个”不成文的规定,不然容易被孤立7357播放 | 00:53大学里不为人知的秘密6550播放 | 01:57现在仍包分配工作的27所大学,考上是家庭的荣耀,为国增光97.6万播放 | 04:44最帅高考状元郭文韬答疑,修双学位有必要吗?2.3万播放 | 02:48国内土木工程专业最好的六所大学,考上很好找工作,且不愁赚钱88.3万播放 | 05:17陈都灵:在南航学飞行器专业是什么体验?1.3万播放 | 01:04《态度》吴军:在大学期间,要在三个方面做好51.5万播放 | 04:33北邮学霸唐九洲,分享志愿填报经验查看更多快速导航理论 使命 章程 文化 现状 贡献发展历史近现代大学直接起源于12、13世纪的欧洲中世纪大学,古代的埃及、印度、中国等都是高等教育的发源地,古希腊、罗马、拜占廷及*国家都建立了较完善和发达的高等教育体制。 虽然许多教育史家把上述地方的高等学府也称之为大学,但严格地说,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1088年,意大利建立了第一所正规大学——博罗尼亚大学,它是欧洲最著名的罗马法研究中心(也被称为“母大学”,是一所学生大学)。随后,欧洲各地相继出现了大学。巴黎大学由巴黎圣母院的附属学校演变而来,1200年法国国王承认巴黎大学的学者具有合法的牧师资格,有司法豁免权(巴黎大学是第二所大学,是一所先生大学)。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大学,起源于19世纪初,是指启蒙运动以后经过理性主义改造,特别是指以德国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为代表的新型大学。一般认为,1809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诞生。现代大学与中世纪大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大学职能的转变。中世纪大学是传授已有知识的场所,将研究和发现知识排斥在大学之外,而现代大学则将科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将增扩人类的知识和培养科学工作者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推崇“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的统一”。柏林大学精神推动了德国科学事业的发达昌盛,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德国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这一思想对世界高等教育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近代大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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