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蜕变学习网小编整理了大同大学画画专业 5篇中国数学家的故事，希望在这方面能够更好的帮助到考生及家长。
5篇中国数学家的故事
数学家的故事――祖冲之
祖冲之（公元429-500年）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河北省涞源县人．他从小就阅读了许多天文、数学方面的书籍，勤奋好学，刻苦实践，终于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
祖冲之在数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秦汉以前，人们以"径一周三"做为圆周率，这就是"古率"．后来发现古率误差太大，圆周率应是"圆径一而周三有余"，不过究竟余多少，意见不一．直到三国时期，刘徽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割圆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来逼近圆周长．刘徽计算到圆内接96边形， 求得π=3.14，并指出，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所求得的π值越精确．祖冲之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经过刻苦钻研，反复演算，求出π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并得出了π分数形式的近似值，取为约率 ，取为密率，其中取六位小数是3.141929，它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最接近π值的分数．祖冲之究竟用什么方法得出这一结果，现在无从考查．若设想他按刘徽的"割圆术"方法去求的话，就要计算到圆内接16，384边形，这需要化费多少时间和付出多么巨大的劳动啊！由此可见他在治学上的顽强毅力和聪敏才智是令人钦佩的．祖冲之计算得出的密率， 外国数学家获得同样结果，已是一千多年以后的事了．为了纪念祖冲之的杰出贡献，有些外国数学史家建议把π=叫做"祖率"．
祖冲之博览当时的名家经典，坚持实事求是，他从亲自测量计算的大量资料中对比分析，发现过去历法的严重误差，并勇于改进，在他三十三岁时编制成功了《大明历》，开辟了历法史的新纪元．
祖冲之还与他的儿子祖��（也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一起，用巧妙的方法解决了球体体积的计算．他们当时采用的一条原理是："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意即，位于两平行平面之间的两个立体，被任一平行于这两平面的平面所截，如果两个截面的面积恒相等，则这两个立体的体积相等．这一原理，在西文被称为卡瓦列利原理， 但这是在祖氏以后一千多年才由卡氏发现的．为了纪念祖氏父子发现这一原理的重大贡献，大家也称这原理为"祖��原理"．
数学家的故事――苏步青
苏步青1902年9月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的一个山村里。虽然家境清贫，可他父母省吃俭用，拼死拼活也要供他上学。他在读初中时，对数学并不感兴趣，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可量，后来的一堂数学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
那是苏步青上初三时，他就读浙江省六十中来了一位刚从东京留学归来的教数学课的杨老师。第一堂课杨老师没有讲数学，而是讲故事。他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责任。”他旁征博引，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堂课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苏步青一生不知听过多少堂课，但这一堂课使他终身难忘。
杨老师的课深深地打动了他，给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读书，不仅为了摆脱个人困境，而是要拯救中国广大的苦难民众；读书，不仅是为了个人找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求新生。当天晚上，苏步青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一迷上数学，不管是酷暑隆冬，霜晨雪夜，苏步青只知道读书、思考、解题、演算，4年中演算了上万道数学习题。现在温州一中（即当时省立十中）还珍藏着苏步青一本几何练习薄，用毛笔书写，工工整整。中学毕业时，苏步青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甘心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
陈景润成了国际知名的大数学家，深受人们的敬重。但他并没有产生骄傲自满情绪，而是把功劳都归于祖国和人民。为了维护祖国的利益，他不惜牺牲个人的名利。
1977年的一天，陈景润收到一封国外来信，是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写给他的，邀请他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这次大会有3000人参加，参加的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数学家。大会共指定了10位数学家作学术报告，陈景润就是其中之一。这对一位数学家而言，是极大的荣誉，对提高陈景润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大有好处。
陈景润没有擅作主张，而是立即向研究所党支部作了汇报，请求党的指示。党支部把这一情况又上报到科学院。科学院的党组织对这个问题比较慎重，因为当时中国在国际数学家联合会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占据着。
院领导回答道：“你是数学家，党组织尊重你个人的意见，你可以自己给他回信。”
陈景润经过慎重考虑，最后决定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他在答复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的信中写到：“第一，我们国家历来是重视跟世界各国发展学术交流与友好关系的，我个人非常感谢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的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唯一能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利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目前台湾占据着国际数学家联合会我国的席位，所以我不能出席。第三，如果中国只有一个代表的话，我是可以考虑参加这次会议的。”为了维护祖*亲的尊严，陈景润牺牲了个人的利益。
1979年，陈景润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邀请，去美国作短期的研究访问工作。普林斯顿研究所的条件非常好，陈景润为了充分利用这样好的条件，挤出一切可以节省的时间，拼命工作，连中午饭也不回住处去吃。有时候外出参加会议，旅馆里比较嘈杂，他便躲进卫生间里，继续进行研究工作。正因为他的刻苦努力，在美国短短的五个月里，除了开会、讲学之外，他完成了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一下子把最小素数从原来的80推进到16。这一研究成果，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在美国这样物质比较发达的国度，陈景润依旧保持着在国内时的节俭作风。他每个月从研究所可获得2000美金的报酬，可以说是比较丰厚的了。每天中午，他从不去研究所的餐厅就餐，那里比较讲究，他完全可以享受一下的，但他都是吃自己带去的干粮和水果。他是如此的节俭，以至于在美国生活五个月，除去房租、水电花去1800美元外，伙食费等仅花了700美元。等他回时， 共节余了7500美元。
这笔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他完全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从国外*回些高档家电。但他把这笔钱全部上交给国家。他是怎么想的呢?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我不能只想着自己享乐。”
陈景润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谦虚、正直的人，尽管他已功成名就，然而他没有骄傲自满，他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我只是翻过了一个小山包，真正的高峰还没有有攀上去，还要继续努力。”
筹算女杰王贞仪
女数学家王贞仪(1768－1797 )，字德卿，江宁人，是清代学者王锡琛之女，著有《西洋筹算增删》一卷、《重订策算证讹》一卷、《象数窥余》四卷、《术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一卷。
从她遗留下来的著作可以看出，她是一位从事天文和筹算研究的女数学家。算筹，又被称为筹、策、筹策等，有时亦称为算子，是一种棒状的计算工具。一般是竹制或木制的一批同样长短粗细的小棒，也有用金属、玉、骨等质料制成的，不用时放在特制的算袋或算子筒里，使用时在特制的算板、毡或直接在桌上排布。应用“算筹”进行计算的方法叫做“筹算”，算筹传入日本称为“算术”。算筹在中国起源甚早，《老子》中有一句“善数者不用筹策”的记述，现在所见的最早记载是《孙子算经》，至明朝筹算渐渐为珠算所取代。
17世纪初叶，英国数学家纳皮尔发明了一种算筹计算法，明末介绍到我国，也称为“筹算”。清代著名数学家梅文鼎、戴震等人曾加以研究。戴震称其为“策算”。王贞仪也从事研究由西洋传入我国的这种筹算，并且写了三卷书向国人介绍西洋筹算。她在著作中对西洋筹算进行增补讲解，使之简易明了。王贞仪介绍的纳皮尔算筹乘除法，当时的读者认为容易了解，但与当时我国的乘除法筹算的方法相比，显得较繁杂，因此，数学家们没有使用西洋筹算，一直使用中国筹算法。今天的读者把中外筹算乘除法视为老古董，采用的是由外国传入的笔算四则运算，这种笔算于1903年才开始被使用，故我国与世界接轨使用笔算的历史只有100年。
数学会女前辈高扬芝
高扬芝(1906－1978 )，江西南昌人，从小学习勤奋，特别喜欢数学。
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由于学习成绩优秀，1930年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上海大同大学担任数学教员，后成为教授、数学系主任。在课堂教学中，她遵循《学记》中所说的：“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所以，高扬芝的数学教学一贯是兢兢业业、讲求实效，深受学生欢迎。
高扬芝长期从事数学分析(旧时叫高等微积分)、高等代数和复变函数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她深知，高等数学比初等数学更加抽象，外行人常常把它看成是由冷酷的定义、定理、法则统治着的王国。因此，高教授常常告诉学生，数学结构严谨，证明简洁，蕴含着数学的美。它像一座迷宫，只要你潜心学习、研究，就能寻求到走出迷宫的正确道路。一旦顺利走出迷宫，成功的愉悦会使你兴奋不已，你会向新的、更复杂的迷宫挑战，这就是数学的魅力。
她在上海大同大学工作不到五年的时间里，自身潜在的科研天赋很快被唤醒催发。经过刻苦钻研教材，结合教学实践，她撰写出论文《Clebsch氏级数改正》，1935年在交通大学主编的《科学通讯》上连载，得到同行好评。解放后，她又著有《极限浅说》《行列式》等科普读物多部。
高扬芝是中国数学会创始时的少数女性前辈之一。1935年7月25日中国数学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举行成立大会，共有33人出席，高扬芝就是其中的一位。在这次年会上，她被推选为中国数学会评议会评议，后连任第二、三届评议会评议。1951年8月，中国数学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了规模空前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高扬芝出席了大会。她是这次到会代表63人中惟一的女代表。20世纪60年代，她被选为江苏省数学会副理事长。
第一位数学女博士徐瑞云
徐瑞云，1915年6月15日生于上海，1927年2月考入上海著名的公立务本女中读书。徐瑞云从小喜欢数学，读中学时对数学的兴趣更加浓厚，因此，1932年9月高中毕业后报考了浙江大学数学系。当时，浙大数学系的教授有朱叔麟、钱宝琮、陈建功和苏步青。此外，还有几位讲师、助教。数学系的课程主要由陈建功和苏步青担任。当时数学系的学生很少，前一届两个班学生共五人，她这届也不过十几人。
当时苏步青才30岁，看上去十分年轻，因此徐瑞云的同学中有人认为苏步青是助教，可是听完一堂课后就不住地赞叹说：“想不到助教竟能讲得这么好。”这件事引起知情者的哄笑。徐瑞云在陈建功和苏步青的教导下，勤奋学习，专心听讲，认真做笔记，她的考试成绩经常是满分。1936年7月，徐瑞云以优异成绩毕业了，被浙大数学系留校任助教。1937年2月，26岁的徐瑞云与28岁的生物系助教江希明喜结伉俪。新婚三个月后，徐瑞云夫妇获得亨伯特留学德国的奖学金，双双乘船漂洋赴德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
徐瑞云有幸被德国著名的数学大师卡拉凯屋独利接受，由他担任她的数学博士指导老师。当时有不少学生想请他作导师，他都没有同意。而徐瑞云这位东方女士因学习勤奋，数学功底扎实，成了卡拉凯屋独利的关门弟子。徐瑞云主要研究三角级数论。这门学科起源于物理学的热传导问题的傅里叶分析的主要部分，是当时国际上研究的热门之一，在中国还是一个空白。
徐瑞云为将来能在分析、函数论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废寝忘食，广撷博采，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图书馆里。1940年底，徐瑞云获得博士学位，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数学博士。她的博士论文“关于勒贝格分解中奇异函数的傅里叶展开”，1941年发表在德国《数学时报》上。
完成学业的徐瑞云夫妇，随即离德回国，于1941年4月回到母校，双双被聘为副教授，正式登上在战火硝烟的大后方培养人才的讲台。在艰苦的条件下，陈建功和苏步青没有中断在杭州时共创的函数论和微分几何两个数学讨论班，这是一种教学相长、遴选英彦的科研形式，徐瑞云也参与其间。1944年11月，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李约瑟参观了浙大数学系和理学院，连声称赞道：“你们这里是东方的剑桥！”这更加激励了徐瑞云的勤奋工作。她这时教的学生曹锡华、叶彦谦、金福临、赵民义、孙以丰、杨宗道等，后来都成了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1946年，31岁的徐瑞云提升为正教授。
1952年，徐瑞云调入浙江师院，被任命为数学系主任，从此全身投入了艰苦的创建数学系的工作中。在她的领导下，没有几年功夫，数学系已初具规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第一届本科毕业生约有三分之一考取了研究生。他们系也成为全国同行的楷模，进入全国同行前列。徐瑞云在建设数学系的同时，没有忘记科学研究。她翻译了苏联那汤松的名著《实变函数论》。译本于1955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第一位女数学院士胡和生
胡和生于1928年出生在南京市一个艺术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画家。她从小耳濡目染，聪明好学，画感、乐感很强，祖父和父亲特别喜欢她。读小学和中学时，她不偏科，文理兼优，这些对她后来从事数学事业帮助很大。
胡和生虽然爱好广泛，但她的理想不是成为一位画家，而是考上大学继续深造。抗战胜利以后，胡和生考进大学数学系，1950年毕业，又报考了浙江大学著名数学家、中国微分几何创始人苏步青教授的硕士研究生。1952年院系调整，苏教授与她转入了上海复旦大学。复旦是以苏步青为首的我国微分几何学派的策源地，人才济济，加之老一辈数学家的鼓励指导，同行的互勉竞争，托着这颗新星冉冉升起。
胡和生长期从事微分几何研究，在微分几何领域里取得了系统、深入、富有创造性的成就。例如，对超曲面的变形理论，常曲率空间的特征问题，她发展和改进了法国微分几何大师嘉当等人的工作。19 60－1965年，她研究有关齐次黎曼空间运动群方面的问题，给出了确定黎曼空间运动空隙性的一般有效方法，解决了六十年前意大利数学家福比尼所提出的问题。她把这个结果，整理在与自己的丈夫谷超豪合著的《齐性空间微分几何》一书中，受到同行称赞。她早期在我国最高学术刊物之一《数学学报》上发表了《共轭的仿射联络的扩充》(1953年)、《论射影平坦空间的一个特征》(1958年)、《关于黎曼空间的运动群与迷向群》(1964年)等重要论文。至今，她发表了七十多篇(部)论文、论著。她在射影微分几何、黎曼空间完全运动群、规范场等研究方面都有很好的建树，成为国际上有相当影响和知名度的女数学家。她的一些成果处于国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例如，在调和映照的研究中，她撰写的专著《孤立子理论与应用》，发展了“孤立子理论与几何理论”的成果，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1982年，胡和生与合作者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984年起担任《数学学报》副主编，并担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1989年被聘为我国数学界的“陈省身数学奖”的评委；1992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至今选出来的数学家院士，只有胡和生一人是女性。
华裔算杰张圣蓉
张圣蓉1948年生于陕西省西安市，出生不久便随父母到台湾居住。她从小聪慧，喜爱读书，对数学情有独钟。张圣蓉中学毕业后考入著名的台湾大学数学系，1970年获学士学位。她不满足于此，又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数学博士学位。
“函数”是数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一位著名数学家说过“函数概念是近现代数学思想之花”。它的产生、发展实质上反映了近现代数学迅速发展的历程，同时也与函数论、解析数学的发展相辅相成。张圣蓉选择了现代数学的重要前沿分支之一“函数论”作为攻读对象。她的导师是一位著名的函数论世界大师，她要同函数论专家一道去摘取函数论皇冠上的明珠。
1974年，张圣蓉获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从此在美国从事函数论的研究工作。她对函数论中复平面上的解析函数、多复变函数以及有界函数的解析函数的逼近等高深领域都有涉猎，1976年，28岁的张圣蓉通过对道格拉斯函数的研究撰写了世人没有发现的这类函数特征的论文，这为第二年著名数学家马歇尔解决著名的道格拉斯猜测铺平了道路。张圣蓉一鸣惊人，1977年又撰写出另一篇令函数论专家惊叹的论文，证明了马歇尔攻克道格拉斯猜测中的一个未发现的难题。在清一色的男数学家主导的函数论领域，她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回答者： lirestreamyy - 大魔法师 九级 2009-8-23 18:42
1.祖冲之
他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河北省涞源县人．他从小就阅读了许多天文、数学方面的书籍，勤奋好学，刻苦实践，终于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他在数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祖冲之还与他的儿子祖��发明了 "祖��原理"．
2.苏步青
苏步青1902年9月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的一个山村里。他的成就是因为初三时的一堂课。就是因为这堂课，是他17岁时，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当他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甘心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3.陈景润
陈景润成了国际知名的大数学家，深受人们的敬重。但他并没有产生骄傲自满情绪，而是把功劳都归于祖国和人民。为了维护祖国的利益，他不惜牺牲个人的名利。陈景润是一个非常谦虚、正直的人，尽管他已功成名就，然而他没有骄傲自满，他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我只是翻过了一个小山包，真正的高峰还没有有攀上去，还要继续努力。”
4. 王贞仪
女数学家王贞仪(1768－1797 )，字德卿，江宁人，是清代学者王锡琛之女，著有《西洋筹算增删》一卷、《重订策算证讹》一卷、《象数窥余》四卷、《术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一卷。从她遗留下来的著作可以看出，她是一位从事天文和筹算研究的女数学家。算筹，又被称为筹、策、筹策等，有时亦称为算子，是一种棒状的计算工具。一般是竹制或木制的一批同样长短粗细的小棒，也有用金属、玉、骨等质料制成的，不用时放在特制的算袋或算子筒里，使用时在特制的算板、毡或直接在桌上排布。应用“算筹”进行计算的方法叫做“筹算”，算筹传入日本称为“算术”。算筹在中国起源甚早，《老子》中有一句“善数者不用筹策”的记述，现在所见的最早记载是《孙子算经》，至明朝筹算渐渐为珠算所取代。
5. 王元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数学奖得主。他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曾任研究室主任、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数学学报》主编，联邦德国《分析》杂志编辑，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顾问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解析数论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
祖冲之（公元429-500年）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河北省涞源县人．他从小就阅读了许多天文、数学方面的书籍，勤奋好学，刻苦实践，终于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
祖冲之在数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秦汉以前，人们以"径一周三"做为圆周率，这就是"古率"．后来发现古率误差太大，圆周率应是"圆径一而周三有余"，不过究竟余多少，意见不一．直到三国时期，刘徽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割圆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来逼近圆周长．刘徽计算到圆内接96边形， 求得π=3.14，并指出，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所求得的π值越精确．祖冲之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经过刻苦钻研，反复演算，求出π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并得出了π分数形式的近似值，取为约率 ，取为密率，其中取六位小数是3.141929，它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最接近π值的分数．祖冲之究竟用什么方法得出这一结果，现在无从考查．若设想他按刘徽的"割圆术"方法去求的话，就要计算到圆内接16，384边形，这需要化费多少时间和付出多么巨大的劳动啊！由此可见他在治学上的顽强毅力和聪敏才智是令人钦佩的．祖冲之计算得出的密率， 外国数学家获得同样结果，已是一千多年以后的事了．为了纪念祖冲之的杰出贡献，有些外国数学史家建议把π=叫做"祖率"．
祖冲之博览当时的名家经典，坚持实事求是，他从亲自测量计算的大量资料中对比分析，发现过去历法的严重误差，并勇于改进，在他三十三岁时编制成功了《大明历》，开辟了历法史的新纪元．
祖冲之还与他的儿子祖��（也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一起，用巧妙的方法解决了球体体积的计算．他们当时采用的一条原理是："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意即，位于两平行平面之间的两个立体，被任一平行于这两平面的平面所截，如果两个截面的面积恒相等，则这两个立体的体积相等．这一原理，在西文被称为卡瓦列利原理， 但这是在祖氏以后一千多年才由卡氏发现的．为了纪念祖氏父子发现这一原理的重大贡献，大家也称这原理为"祖��原理"．
数学家的故事――苏步青
苏步青1902年9月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的一个山村里。虽然家境清贫，可他父母省吃俭用，拼死拼活也要供他上学。他在读初中时，对数学并不感兴趣，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可量，后来的一堂数学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
那是苏步青上初三时，他就读浙江省六十中来了一位刚从东京留学归来的教数学课的杨老师。第一堂课杨老师没有讲数学，而是讲故事。他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责任。”他旁征博引，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堂课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苏步青一生不知听过多少堂课，但这一堂课使他终身难忘。
杨老师的课深深地打动了他，给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读书，不仅为了摆脱个人困境，而是要拯救中国广大的苦难民众；读书，不仅是为了个人找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求新生。当天晚上，苏步青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一迷上数学，不管是酷暑隆冬，霜晨雪夜，苏步青只知道读书、思考、解题、演算，4年中演算了上万道数学习题。现在温州一中（即当时省立十中）还珍藏着苏步青一本几何练习薄，用毛笔书写，工工整整。中学毕业时，苏步青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甘心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
陈景润成了国际知名的大数学家，深受人们的敬重。但他并没有产生骄傲自满情绪，而是把功劳都归于祖国和人民。为了维护祖国的利益，他不惜牺牲个人的名利。
1977年的一天，陈景润收到一封国外来信，是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写给他的，邀请他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这次大会有3000人参加，参加的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数学家。大会共指定了10位数学家作学术报告，陈景润就是其中之一。这对一位数学家而言，是极大的荣誉，对提高陈景润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大有好处。
陈景润没有擅作主张，而是立即向研究所党支部作了汇报，请求党的指示。党支部把这一情况又上报到科学院。科学院的党组织对这个问题比较慎重，因为当时中国在国际数学家联合会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占据着。
院领导回答道：“你是数学家，党组织尊重你个人的意见，你可以自己给他回信。”
陈景润经过慎重考虑，最后决定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他在答复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的信中写到：“第一，我们国家历来是重视跟世界各国发展学术交流与友好关系的，我个人非常感谢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的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唯一能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利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目前台湾占据着国际数学家联合会我国的席位，所以我不能出席。第三，如果中国只有一个代表的话，我是可以考虑参加这次会议的。”为了维护祖*亲的尊严，陈景润牺牲了个人的利益。
1979年，陈景润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邀请，去美国作短期的研究访问工作。普林斯顿研究所的条件非常好，陈景润为了充分利用这样好的条件，挤出一切可以节省的时间，拼命工作，连中午饭也不回住处去吃。有时候外出参加会议，旅馆里比较嘈杂，他便躲进卫生间里，继续进行研究工作。正因为他的刻苦努力，在美国短短的五个月里，除了开会、讲学之外，他完成了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一下子把最小素数从原来的80推进到16。这一研究成果，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在美国这样物质比较发达的国度，陈景润依旧保持着在国内时的节俭作风。他每个月从研究所可获得2000美金的报酬，可以说是比较丰厚的了。每天中午，他从不去研究所的餐厅就餐，那里比较讲究，他完全可以享受一下的，但他都是吃自己带去的干粮和水果。他是如此的节俭，以至于在美国生活五个月，除去房租、水电花去1800美元外，伙食费等仅花了700美元。等他回时， 共节余了7500美元。
这笔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他完全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从国外*回些高档家电。但他把这笔钱全部上交给国家。他是怎么想的呢?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我不能只想着自己享乐。”
陈景润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谦虚、正直的人，尽管他已功成名就，然而他没有骄傲自满，他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我只是翻过了一个小山包，真正的高峰还没有有攀上去，还要继续努力。”
筹算女杰王贞仪
女数学家王贞仪(1768－1797 )，字德卿，江宁人，是清代学者王锡琛之女，著有《西洋筹算增删》一卷、《重订策算证讹》一卷、《象数窥余》四卷、《术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一卷。
从她遗留下来的著作可以看出，她是一位从事天文和筹算研究的女数学家。算筹，又被称为筹、策、筹策等，有时亦称为算子，是一种棒状的计算工具。一般是竹制或木制的一批同样长短粗细的小棒，也有用金属、玉、骨等质料制成的，不用时放在特制的算袋或算子筒里，使用时在特制的算板、毡或直接在桌上排布。应用“算筹”进行计算的方法叫做“筹算”，算筹传入日本称为“算术”。算筹在中国起源甚早，《老子》中有一句“善数者不用筹策”的记述，现在所见的最早记载是《孙子算经》，至明朝筹算渐渐为珠算所取代。
17世纪初叶，英国数学家纳皮尔发明了一种算筹计算法，明末介绍到我国，也称为“筹算”。清代著名数学家梅文鼎、戴震等人曾加以研究。戴震称其为“策算”。王贞仪也从事研究由西洋传入我国的这种筹算，并且写了三卷书向国人介绍西洋筹算。她在著作中对西洋筹算进行增补讲解，使之简易明了。王贞仪介绍的纳皮尔算筹乘除法，当时的读者认为容易了解，但与当时我国的乘除法筹算的方法相比，显得较繁杂，因此，数学家们没有使用西洋筹算，一直使用中国筹算法。今天的读者把中外筹算乘除法视为老古董，采用的是由外国传入的笔算四则运算，这种笔算于1903年才开始被使用，故我国与世界接轨使用笔算的历史只有100年。
数学会女前辈高扬芝
高扬芝(1906－1978 )，江西南昌人，从小学习勤奋，特别喜欢数学。
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由于学习成绩优秀，1930年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上海大同大学担任数学教员，后成为教授、数学系主任。在课堂教学中，她遵循《学记》中所说的：“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所以，高扬芝的数学教学一贯是兢兢业业、讲求实效，深受学生欢迎。
高扬芝长期从事数学分析(旧时叫高等微积分)、高等代数和复变函数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她深知，高等数学比初等数学更加抽象，外行人常常把它看成是由冷酷的定义、定理、法则统治着的王国。因此，高教授常常告诉学生，数学结构严谨，证明简洁，蕴含着数学的美。它像一座迷宫，只要你潜心学习、研究，就能寻求到走出迷宫的正确道路。一旦顺利走出迷宫，成功的愉悦会使你兴奋不已，你会向新的、更复杂的迷宫挑战，这就是数学的魅力。
她在上海大同大学工作不到五年的时间里，自身潜在的科研天赋很快被唤醒催发。经过刻苦钻研教材，结合教学实践，她撰写出论文《Clebsch氏级数改正》，1935年在交通大学主编的《科学通讯》上连载，得到同行好评。解放后，她又著有《极限浅说》《行列式》等科普读物多部。
高扬芝是中国数学会创始时的少数女性前辈之一。1935年7月25日中国数学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举行成立大会，共有33人出席，高扬芝就是其中的一位。在这次年会上，她被推选为中国数学会评议会评议，后连任第二、三届评议会评议。1951年8月，中国数学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了规模空前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高扬芝出席了大会。她是这次到会代表63人中惟一的女代表。20世纪60年代，她被选为江苏省数学会副理事长。
第一位数学女博士徐瑞云
徐瑞云，1915年6月15日生于上海，1927年2月考入上海著名的公立务本女中读书。徐瑞云从小喜欢数学，读中学时对数学的兴趣更加浓厚，因此，1932年9月高中毕业后报考了浙江大学数学系。当时，浙大数学系的教授有朱叔麟、钱宝琮、陈建功和苏步青。此外，还有几位讲师、助教。数学系的课程主要由陈建功和苏步青担任。当时数学系的学生很少，前一届两个班学生共五人，她这届也不过十几人。
当时苏步青才30岁，看上去十分年轻，因此徐瑞云的同学中有人认为苏步青是助教，可是听完一堂课后就不住地赞叹说：“想不到助教竟能讲得这么好。”这件事引起知情者的哄笑。徐瑞云在陈建功和苏步青的教导下，勤奋学习，专心听讲，认真做笔记，她的考试成绩经常是满分。1936年7月，徐瑞云以优异成绩毕业了，被浙大数学系留校任助教。1937年2月，26岁的徐瑞云与28岁的生物系助教江希明喜结伉俪。新婚三个月后，徐瑞云夫妇获得亨伯特留学德国的奖学金，双双乘船漂洋赴德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
徐瑞云有幸被德国著名的数学大师卡拉凯屋独利接受，由他担任她的数学博士指导老师。当时有不少学生想请他作导师，他都没有同意。而徐瑞云这位东方女士因学习勤奋，数学功底扎实，成了卡拉凯屋独利的关门弟子。徐瑞云主要研究三角级数论。这门学科起源于物理学的热传导问题的傅里叶分析的主要部分，是当时国际上研究的热门之一，在中国还是一个空白。
徐瑞云为将来能在分析、函数论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废寝忘食，广撷博采，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图书馆里。1940年底，徐瑞云获得博士学位，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数学博士。她的博士论文“关于勒贝格分解中奇异函数的傅里叶展开”，1941年发表在德国《数学时报》上。
完成学业的徐瑞云夫妇，随即离德回国，于1941年4月回到母校，双双被聘为副教授，正式登上在战火硝烟的大后方培养人才的讲台。在艰苦的条件下，陈建功和苏步青没有中断在杭州时共创的函数论和微分几何两个数学讨论班，这是一种教学相长、遴选英彦的科研形式，徐瑞云也参与其间。1944年11月，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李约瑟参观了浙大数学系和理学院，连声称赞道：“你们这里是东方的剑桥！”这更加激励了徐瑞云的勤奋工作。她这时教的学生曹锡华、叶彦谦、金福临、赵民义、孙以丰、杨宗道等，后来都成了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1946年，31岁的徐瑞云提升为正教授。
1952年，徐瑞云调入浙江师院，被任命为数学系主任，从此全身投入了艰苦的创建数学系的工作中。在她的领导下，没有几年功夫，数学系已初具规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第一届本科毕业生约有三分之一考取了研究生。他们系也成为全国同行的楷模，进入全国同行前列。徐瑞云在建设数学系的同时，没有忘记科学研究。她翻译了苏联那汤松的名著《实变函数论》。译本于1955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第一位女数学院士胡和生
胡和生于1928年出生在南京市一个艺术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画家。她从小耳濡目染，聪明好学，画感、乐感很强，祖父和父亲特别喜欢她。读小学和中学时，她不偏科，文理兼优，这些对她后来从事数学事业帮助很大。
胡和生虽然爱好广泛，但她的理想不是成为一位画家，而是考上大学继续深造。抗战胜利以后，胡和生考进大学数学系，1950年毕业，又报考了浙江大学著名数学家、中国微分几何创始人苏步青教授的硕士研究生。1952年院系调整，苏教授与她转入了上海复旦大学。复旦是以苏步青为首的我国微分几何学派的策源地，人才济济，加之老一辈数学家的鼓励指导，同行的互勉竞争，托着这颗新星冉冉升起。
胡和生长期从事微分几何研究，在微分几何领域里取得了系统、深入、富有创造性的成就。例如，对超曲面的变形理论，常曲率空间的特征问题，她发展和改进了法国微分几何大师嘉当等人的工作。19 60－1965年，她研究有关齐次黎曼空间运动群方面的问题，给出了确定黎曼空间运动空隙性的一般有效方法，解决了六十年前意大利数学家福比尼所提出的问题。她把这个结果，整理在与自己的丈夫谷超豪合著的《齐性空间微分几何》一书中，受到同行称赞。她早期在我国最高学术刊物之一《数学学报》上发表了《共轭的仿射联络的扩充》(1953年)、《论射影平坦空间的一个特征》(1958年)、《关于黎曼空间的运动群与迷向群》(1964年)等重要论文。至今，她发表了七十多篇(部)论文、论著。她在射影微分几何、黎曼空间完全运动群、规范场等研究方面都有很好的建树，成为国际上有相当影响和知名度的女数学家。她的一些成果处于国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例如，在调和映照的研究中，她撰写的专著《孤立子理论与应用》，发展了“孤立子理论与几何理论”的成果，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1982年，胡和生与合作者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984年起担任《数学学报》副主编，并担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1989年被聘为我国数学界的“陈省身数学奖”的评委；1992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至今选出来的数学家院士，只有胡和生一人是女性。
华裔算杰张圣蓉
张圣蓉1948年生于陕西省西安市，出生不久便随父母到台湾居住。她从小聪慧，喜爱读书，对数学情有独钟。张圣蓉中学毕业后考入著名的台湾大学数学系，1970年获学士学位。她不满足于此，又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数学博士学位。
“函数”是数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一位著名数学家说过“函数概念是近现代数学思想之花”。它的产生、发展实质上反映了近现代数学迅速发展的历程，同时也与函数论、解析数学的发展相辅相成。张圣蓉选择了现代数学的重要前沿分支之一“函数论”作为攻读对象。她的导师是一位著名的函数论世界大师，她要同函数论专家一道去摘取函数论皇冠上的明珠。
1974年，张圣蓉获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从此在美国从事函数论的研究工作。她对函数论中复平面上的解析函数、多复变函数以及有界函数的解析函数的逼近等高深领域都有涉猎，1976年，28岁的张圣蓉通过对道格拉斯函数的研究撰写了世人没有发现的这类函数特征的论文，这为第二年著名数学家马歇尔解决著名的道格拉斯猜测铺平了道路。张圣蓉一鸣惊人，1977年又撰写出另一篇令函数论专家惊叹的论文，证明了马歇尔攻克道格拉斯猜测中的一个未发现的难题。在清一色的男数学家主导的函数论领域，她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回答者： lirestreamyy - 大魔法师 九级 2009-8-23 18:42
1.祖冲之
他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河北省涞源县人．他从小就阅读了许多天文、数学方面的书籍，勤奋好学，刻苦实践，终于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他在数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祖冲之还与他的儿子祖��发明了 "祖��原理"．
2.苏步青
苏步青1902年9月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的一个山村里。他的成就是因为初三时的一堂课。就是因为这堂课，是他17岁时，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当他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甘心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3.陈景润
陈景润成了国际知名的大数学家，深受人们的敬重。但他并没有产生骄傲自满情绪，而是把功劳都归于祖国和人民。为了维护祖国的利益，他不惜牺牲个人的名利。陈景润是一个非常谦虚、正直的人，尽管他已功成名就，然而他没有骄傲自满，他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我只是翻过了一个小山包，真正的高峰还没有有攀上去，还要继续努力。”
4. 王贞仪
女数学家王贞仪(1768－1797 )，字德卿，江宁人，是清代学者王锡琛之女，著有《西洋筹算增删》一卷、《重订策算证讹》一卷、《象数窥余》四卷、《术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一卷。从她遗留下来的著作可以看出，她是一位从事天文和筹算研究的女数学家。算筹，又被称为筹、策、筹策等，有时亦称为算子，是一种棒状的计算工具。一般是竹制或木制的一批同样长短粗细的小棒，也有用金属、玉、骨等质料制成的，不用时放在特制的算袋或算子筒里，使用时在特制的算板、毡或直接在桌上排布。应用“算筹”进行计算的方法叫做“筹算”，算筹传入日本称为“算术”。算筹在中国起源甚早，《老子》中有一句“善数者不用筹策”的记述，现在所见的最早记载是《孙子算经》，至明朝筹算渐渐为珠算所取代。
5. 王元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数学奖得主。他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曾任研究室主任、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数学学报》主编，联邦德国《分析》杂志编辑，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顾问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解析数论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
中国传统漫画的形式
最早的漫画和卡通的出现与早期各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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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简介
本杰明（BENJAMIN），原名张彬。著名漫画家、插画家，在华人世界乃至国际漫画家里都是第一线水平。毕业于服装设计专业，从事过服装设计、自由广告插画、动画*等多种行业。
这位经历颇富传奇色彩的年轻艺术家，以其独特前卫的画风和贯穿在作品中的“真实”精神赢得了无数喝彩。从《地下室》到创下10万册*量的《记得》获得“东方国际原创动画漫画艺术大赛金龙奖”金奖，再到刚刚问世的《我们去哪儿》，本杰明一直固守着水彩画与写实的绘画风格，用漫画小说的形式让从小受日本漫画熏陶的中国孩子眼前一亮。
1本杰明的新书《我们去哪儿》封面漫画人物。
2本杰明签名售书。
3观众在本杰明作品前留影。
4动画迷在留影板上“涂鸦”。
2006金鹰卡通动漫嘉年华又迎来了一位帅气十足的漫画家。没错，他就是本杰明。
这位国内新锐实力派漫画家，电影《七剑》海报的作者，第一次来到长沙便对国内漫画家提出了批评。
昨日，本杰明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漫画之所以发展缓慢，是因为“漫画作者们粗糙的创作水准”。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才是国内漫画家创作的优势。
漫画家应该自我反省
“为什么大家喜欢看日本漫画，因为人家的东西比我们的好，你要是能够拿出好的作品，还担心*不出去吗？”昨日上午，一身时尚休闲装的本杰明坐在房间里，有些激动地说起了他对中国漫画的看法。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的日本动漫产品涌入中国市场，让本就脆弱的中国动漫岌岌可危。这种情况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很多漫画家还是认为自己的作品才是最棒的。本杰明说，现在漫画家们终于认识到自己的作品没人看了，抱怨之声随之而起。他们抱怨*，认为*没有对动漫给予足够的重视，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作品中的问题。“读者的心里已经形成了很高的阅读期待，而事实上，国内的漫画作品又很难达到他们要求的高度，这种反差已经让很多读者对中国漫画失去了信心。”
本杰明认为，要改变中国漫画落后局面，最根本的还要靠漫画创作者的努力，特别是漫画家们，不仅要为中国动漫的现实承担责任，还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创作中的问题，而不是把责任统统推到自身之外。
中国漫画要符合中国国情
看过《记得》的人都知道，本杰明的漫画具有浓重的写实风格。浓墨重彩的画面风格、沉重深刻的人物形象、贴近时代的故事内容，让本杰明漫画成为反映社会现实的利器。用本杰明自己的话说，他的漫画“反映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之下的社会生态”。
本杰明说，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大工地，每个人都在工地上为了生存而忙碌，却很少考虑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向。而欲望和现实之间出现矛盾冲突时，他们会经常处在自我迷茫之中。这时，人们之间的感情也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仅仅存在于欲望的满足和释放。“我的漫画有一种原始的凝重和粗犷的美，虽然有时压抑，但能让人有所反省。”本杰明说，他的作品风格正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形成的。
另外，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是国内漫画家创作的优势，“特别是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和民间故事、成语故事，都可以拿来作为漫画的题材。”本杰明认为，对这些题材的充分利用，应该能够成为中国漫画发展的一个助推器。
《魔比斯环》很不容易
虽然对中国漫画的现状不满，但本杰明仍然肯定国内漫画人的努力。“《魔比斯环》就很不容易，我相信它背后有一个优秀的团队。”提起这部投资1.3亿的动漫电影，本杰明连连称赞。
“我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很感动，它在某些技术环节已经达到世界水平，尽管在剧情和经营等方面还有先天不足，但这并不能让我们否认中国动漫的努力。”本杰明说，虽然《魔比斯环》的票房成绩不够理想，但本杰明相信，只要电影背后的这支团队还在，“他们的下一部作品一定是中国最棒的！”
经历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传统漫画
约在1930年左右，我是浙江省第一中学的一个中学生，我的第一幅漫画，画着几个学生在打防疫针时做鬼脸，被校刊发表了，此后又摹仿当时流行的诗词配漫画，画了几个采莲的女郎，配的诗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是从《乐府》上抄的，这画发表于杭州《浙江日报》，以后又投稿200多幅，一幅也没有采用。
1932年我因反对会考搜身被学校开除，1933年我到上海大同大学附属高中上学，上海当时是漫画最繁荣的城市，可称漫画家云集，漫画报刊极多，我在1933年即开始一面上学，一面投稿而走进了漫画世界，作品多发表于林语堂主编的幽默刊物《论语》、《宇宙风》和以鲁少飞、张光宇、叶浅予为中心的《时代漫画》、《上海漫画》、《独立漫画》等，也有一些作品在《大美晚报》、《辛报》等报刊上发表。中国多数漫画家都是自学出身，当时的前辈如丰子恺、张光宇、鲁少飞、叶浅予，都对我们这些初学者关心爱护，也有许多漫画老大哥如张乐平、胡考、陆志庠的引导，在这种条件下，我只是一个刚入门的青年，要赶上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我模仿上海英文《字林西报》一个白俄漫画家萨帕乔（SAPAJOU），他的漫画线条流利，刻画人物形象生动而又准确入微。但是这种摹仿并不能使我出人头地，因此我就从画人多的大场面来作为我的漫画标志，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得到同道的公认。我并不知道创造性之可贵，但我得到了它，真是“瞎猫撞着了死耗子”。当时我的世界观和艺术观都不成熟，在政治上因为痛恨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对我国家的野蛮侵略，中国当政的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和独裁，我在政治思想上有了转变，尤其是1936年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对中国*有了一点认识，相信*救国抗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因此1938年上海被日本占领，沦为孤岛，我不愿当亡国奴，辞退了银行小职员职业，瞒着母亲奔赴延安。
我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1940年4月参加中国*，约在秋季我担任了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一直到1952人民日报编辑部为止。这对我也是一种思想锻炼，但我在本文中只是谈我在漫画上艺术和思想的变化。
我到鲁艺，开始在学校墙报上发表依然是上海时期的漫画的风格，墙报是在学校门口桥儿沟的街上，也有老百姓来看墙报，看到漫画时就掉头而去。这时我们都在旁边合作社里偷偷观察的，可见我的漫画不为群众所欣赏，画了两三次，也就没有兴趣再画了。1942年春天我和蔡若虹、张谔，他们两位都是上海左翼的漫画家，我们三个人在军人俱乐部举办一个延安《讽刺画展》，内容都是讽刺干部思想作风的，例如开会迟到，坐在窑洞门口养鸡吃鸡蛋的“新寓公”；两个女干部互相对话：“一个科长你就嫁了”，题目是“首长路线”；替首长洗脚的小鬼，口袋上插了几支自来水钢笔的红军干部，题目是“文化水平提高了”。延安很少举办这样的展览会，很多干部来参观，不久大概毛主席也知道了，就带了几个随从也来看漫画展览，那天正是我值班，我就陪着主席看，偶有不明白的，我在旁作些解释，因时代久远已记不起来问了哪些作品。看完之后，我送到门口请毛主席批评。毛主席回答说：“漫画要发展的”。当时我水平也低，也不敢问什么意思，毛主席也未再说。展览结束后，康生要这个展览再送到当时在安塞县的社会部去展出，时间大概是在1942年3、4月间。《讽刺画展》当时并未引起波澜，周扬也是一般性地问了一下。但当时蔡若虹似乎对《讽刺画展》有些看法，展览结束后，他将三个人的画稿都集中在一起由他保管下来，这些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由造反派收走，以后也未归还，不知下落。
1942年5月中央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对整个文艺起了极大的作用，明确了文艺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方向，使很多文学艺术家从亭子间走向工农兵。但我对这样的变化不是一下就明白而是逐渐认识的，现实是我的漫画农民就是不爱看。毛主席在延安文艺文座谈会前写的《新*主义论》里也谈到新文化的大众化、民族化、*化和科学化，也在《反对党八股》的文章里谈到那种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见乐闻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些都在我心里去琢磨。1943年我随鲁艺文工团下乡，看到都是戏剧、秧歌一类的，但那种乡土艺术被群众所热爱的程度，对我也有所悟。当时还有一位文学系的孔厥同志，他在下乡时收集了一些群众的语言、成语、歇后语等，因此孔厥的小说，甚得当时群众的欢迎。但他收集的群众语言秘不示众，我和他是同乡，因此我借来看了，果然生动又有形象，因此我也效法带了小本子下乡，收集了十多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拿走，大约有十几本，以后也未发还。只举一例，我画了漫画《死猪不怕开水烫》，讽刺公审“四人帮”张春桥负隅顽抗的丑态，就出于收集到的群众的成语中。我有很多漫画都用了这种生动的语言，群众也喜欢看我的画。
1942年8月，毛主席接见我们三个漫画家的事，这在中国现代漫画史上也是一件大事，过去已经写过文章。毛主席就我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一幅讽刺延河植树保管不好的漫画时说，应指出是哪一段管理不好，否则就变成整条延河植树都不好了，因此要区别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关系，这对克服当时漫画的夸张不当，讽刺的片面性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讽刺画展作品就存在这种问题。
我自己感到在延安受到这种教育十分重要，它促使自己改造自己的政治立场、改变自己的艺术观点。但当时延安受到*的包围和封锁，经济困难，出版物少，艺术实践不多，只能说处于思想酝酿阶段。可以说，在延安想到自己的漫画创作的改造要到东北经过实践才得到实现。
《东北日报》四年我画了大量的以反对美帝援助蒋介石打内战为题材的政治讽刺画，社长、总编辑和编辑对我的指点和帮助，还有群众的鼓励使我漫画长进。我的漫画被放大贴上大街，又被东北*有些纵队当了时事教材。我又创造了一个身穿美军大兵服，太阳穴上贴着两块黑色方形的头痛膏药，这在旧上海的青红帮流氓经常使用的，这个形象既表明了蒋介石的出身，也表现了在战场上屡吃败仗而头痛的“蒋肿痛”，当时在东北解放区的军民都知道这个贴着头痛膏药的蒋总统，因此潜伏在哈尔滨*特务机关暗杀的黑名单有了我的名字，因为我“侮辱领袖”，这是东北局彭真同志当时亲自来报馆告诉我们的。
1949年底我被调北京《人民日报》。那时我见到苏联三人漫画家库克列尼克塞的作品，他们是经过美术学校基本训练，当我对自己在漫画上相比有点自惭，就在暗中学，也附合当时向苏联“一面倒”的“热潮”。这种学习是无效的。1953年波兰一位画家柯布兹德依访问中国，看到我的作品，直言不讳说我漫画不如以前好了，使我猛醒。
新中国成立，我到了北京，后来又分配我到中国美术家协会工作。不能只顾漫画一个方面，视野扩大了，过去不熟悉的东西方艺术接触就多了，古典的民间的美术也不少，这些都是在延安得不到的。
中国传统绘画，我在中学时代曾有机会接触，因为我的姨夫是中国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之后。他家藏书画甚多，但当时我年少，很多国画看不懂，大概当时国画大都仿古，单调乏味。进城以后，当时国画尚未改造，仿古、摹古之风甚烈。但齐白石老人的画就不同了，他的诗书画让人感觉一新，从他的画中我才了解了中国绘画中诗书画是中国独创的，国画可以采用，漫画为什么不可采用呢？这样的移植，对漫画的民族化必定有极大的帮助。当然会有困难，我不会作诗，而且旧的五言七律放在漫画上是不调和的，我就用打油诗或顺口溜来替代古诗，也很匹配。我也很重视白石老人用题目之妙：他画了一盘红色樱桃却题了“女儿口色”，画了两只小鸡相扑题了“他日相呼”，这和某些西方的绘画画了樱桃题樱桃，画了小鸡又题小鸡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现代漫画也有一些洋教条，例如认为无字的漫画就是上品，近年来西方漫画，多用“无题”为题，我们也跟着用无题。无题用得好，漫画也可增加趣味，用得不好，别人也看不明白。现在许多无题的漫画，其实是想不出题目。再说书法，我的字并无根底，但它和我的画可以统一，互不排斥，我在小学暑期作业练过“灵飞经”字帖，简直是受罪，一笔一划都要摹仿，束缚人的手脚。我喜欢看字的结构，看它的气势，我不知道广东人称画画为“写画”出自何典，但我理解是两者笔法之统一，因而我也不想去学什么“中锋”、“偏锋”等用笔之法，真学会了，我的漫画又变成国画味道了。总之我在漫画上寻求“民族化”，并不想有国画的形式，并不想漫画被国画化了过去，那就成了老话说的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漫画需要许多营养以滋补先天之不足。中国的文学、艺术、文化、历史、民俗，甚至医药知识都可选读，我就*过一本中医验方，才知道黄金也可入药，所以我想漫画家最好是个杂家，知识丰富，用之不竭。过去我国有两位青年漫画作者，他们的漫画思路都不同凡俗，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可惜后来两人都不画漫画了。如果我能学好哲学，我的漫画思想深度就会有所不同。
我画了70年的漫画，因为我爱漫画，我不见异思迁，也不怕自己挫败，因此我坚持下来了。我爱国家，也爱我参加的中国*，虽然也犯有错误，没有这些，也就没有我的漫画的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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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简介
本杰明（BENJAMIN），原名张彬。著名漫画家、插画家，在华人世界乃至国际漫画家里都是第一线水平。毕业于服装设计专业，从事过服装设计、自由广告插画、动画*等多种行业。
这位经历颇富传奇色彩的年轻艺术家，以其独特前卫的画风和贯穿在作品中的“真实”精神赢得了无数喝彩。从《地下室》到创下10万册*量的《记得》获得“东方国际原创动画漫画艺术大赛金龙奖”金奖，再到刚刚问世的《我们去哪儿》，本杰明一直固守着水彩画与写实的绘画风格，用漫画小说的形式让从小受日本漫画熏陶的中国孩子眼前一亮。
1本杰明的新书《我们去哪儿》封面漫画人物。
2本杰明签名售书。
3观众在本杰明作品前留影。
4动画迷在留影板上“涂鸦”。
2006金鹰卡通动漫嘉年华又迎来了一位帅气十足的漫画家。没错，他就是本杰明。
这位国内新锐实力派漫画家，电影《七剑》海报的作者，第一次来到长沙便对国内漫画家提出了批评。
昨日，本杰明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漫画之所以发展缓慢，是因为“漫画作者们粗糙的创作水准”。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才是国内漫画家创作的优势。
漫画家应该自我反省
“为什么大家喜欢看日本漫画，因为人家的东西比我们的好，你要是能够拿出好的作品，还担心*不出去吗？”昨日上午，一身时尚休闲装的本杰明坐在房间里，有些激动地说起了他对中国漫画的看法。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的日本动漫产品涌入中国市场，让本就脆弱的中国动漫岌岌可危。这种情况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很多漫画家还是认为自己的作品才是最棒的。本杰明说，现在漫画家们终于认识到自己的作品没人看了，抱怨之声随之而起。他们抱怨*，认为*没有对动漫给予足够的重视，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作品中的问题。“读者的心里已经形成了很高的阅读期待，而事实上，国内的漫画作品又很难达到他们要求的高度，这种反差已经让很多读者对中国漫画失去了信心。”
本杰明认为，要改变中国漫画落后局面，最根本的还要靠漫画创作者的努力，特别是漫画家们，不仅要为中国动漫的现实承担责任，还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创作中的问题，而不是把责任统统推到自身之外。
中国漫画要符合中国国情
看过《记得》的人都知道，本杰明的漫画具有浓重的写实风格。浓墨重彩的画面风格、沉重深刻的人物形象、贴近时代的故事内容，让本杰明漫画成为反映社会现实的利器。用本杰明自己的话说，他的漫画“反映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之下的社会生态”。
本杰明说，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大工地，每个人都在工地上为了生存而忙碌，却很少考虑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向。而欲望和现实之间出现矛盾冲突时，他们会经常处在自我迷茫之中。这时，人们之间的感情也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仅仅存在于欲望的满足和释放。“我的漫画有一种原始的凝重和粗犷的美，虽然有时压抑，但能让人有所反省。”本杰明说，他的作品风格正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形成的。
另外，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是国内漫画家创作的优势，“特别是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和民间故事、成语故事，都可以拿来作为漫画的题材。”本杰明认为，对这些题材的充分利用，应该能够成为中国漫画发展的一个助推器。
《魔比斯环》很不容易
虽然对中国漫画的现状不满，但本杰明仍然肯定国内漫画人的努力。“《魔比斯环》就很不容易，我相信它背后有一个优秀的团队。”提起这部投资1.3亿的动漫电影，本杰明连连称赞。
“我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很感动，它在某些技术环节已经达到世界水平，尽管在剧情和经营等方面还有先天不足，但这并不能让我们否认中国动漫的努力。”本杰明说，虽然《魔比斯环》的票房成绩不够理想，但本杰明相信，只要电影背后的这支团队还在，“他们的下一部作品一定是中国最棒的！”
经历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传统漫画
约在1930年左右，我是浙江省第一中学的一个中学生，我的第一幅漫画，画着几个学生在打防疫针时做鬼脸，被校刊发表了，此后又摹仿当时流行的诗词配漫画，画了几个采莲的女郎，配的诗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是从《乐府》上抄的，这画发表于杭州《浙江日报》，以后又投稿200多幅，一幅也没有采用。
1932年我因反对会考搜身被学校开除，1933年我到上海大同大学附属高中上学，上海当时是漫画最繁荣的城市，可称漫画家云集，漫画报刊极多，我在1933年即开始一面上学，一面投稿而走进了漫画世界，作品多发表于林语堂主编的幽默刊物《论语》、《宇宙风》和以鲁少飞、张光宇、叶浅予为中心的《时代漫画》、《上海漫画》、《独立漫画》等，也有一些作品在《大美晚报》、《辛报》等报刊上发表。中国多数漫画家都是自学出身，当时的前辈如丰子恺、张光宇、鲁少飞、叶浅予，都对我们这些初学者关心爱护，也有许多漫画老大哥如张乐平、胡考、陆志庠的引导，在这种条件下，我只是一个刚入门的青年，要赶上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我模仿上海英文《字林西报》一个白俄漫画家萨帕乔（SAPAJOU），他的漫画线条流利，刻画人物形象生动而又准确入微。但是这种摹仿并不能使我出人头地，因此我就从画人多的大场面来作为我的漫画标志，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得到同道的公认。我并不知道创造性之可贵，但我得到了它，真是“瞎猫撞着了死耗子”。当时我的世界观和艺术观都不成熟，在政治上因为痛恨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对我国家的野蛮侵略，中国当政的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和独裁，我在政治思想上有了转变，尤其是1936年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对中国*有了一点认识，相信*救国抗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因此1938年上海被日本占领，沦为孤岛，我不愿当亡国奴，辞退了银行小职员职业，瞒着母亲奔赴延安。
我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1940年4月参加中国*，约在秋季我担任了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一直到1952人民日报编辑部为止。这对我也是一种思想锻炼，但我在本文中只是谈我在漫画上艺术和思想的变化。
我到鲁艺，开始在学校墙报上发表依然是上海时期的漫画的风格，墙报是在学校门口桥儿沟的街上，也有老百姓来看墙报，看到漫画时就掉头而去。这时我们都在旁边合作社里偷偷观察的，可见我的漫画不为群众所欣赏，画了两三次，也就没有兴趣再画了。1942年春天我和蔡若虹、张谔，他们两位都是上海左翼的漫画家，我们三个人在军人俱乐部举办一个延安《讽刺画展》，内容都是讽刺干部思想作风的，例如开会迟到，坐在窑洞门口养鸡吃鸡蛋的“新寓公”；两个女干部互相对话：“一个科长你就嫁了”，题目是“首长路线”；替首长洗脚的小鬼，口袋上插了几支自来水钢笔的红军干部，题目是“文化水平提高了”。延安很少举办这样的展览会，很多干部来参观，不久大概毛主席也知道了，就带了几个随从也来看漫画展览，那天正是我值班，我就陪着主席看，偶有不明白的，我在旁作些解释，因时代久远已记不起来问了哪些作品。看完之后，我送到门口请毛主席批评。毛主席回答说：“漫画要发展的”。当时我水平也低，也不敢问什么意思，毛主席也未再说。展览结束后，康生要这个展览再送到当时在安塞县的社会部去展出，时间大概是在1942年3、4月间。《讽刺画展》当时并未引起波澜，周扬也是一般性地问了一下。但当时蔡若虹似乎对《讽刺画展》有些看法，展览结束后，他将三个人的画稿都集中在一起由他保管下来，这些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由造反派收走，以后也未归还，不知下落。
1942年5月中央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对整个文艺起了极大的作用，明确了文艺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方向，使很多文学艺术家从亭子间走向工农兵。但我对这样的变化不是一下就明白而是逐渐认识的，现实是我的漫画农民就是不爱看。毛主席在延安文艺文座谈会前写的《新*主义论》里也谈到新文化的大众化、民族化、*化和科学化，也在《反对党八股》的文章里谈到那种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见乐闻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些都在我心里去琢磨。1943年我随鲁艺文工团下乡，看到都是戏剧、秧歌一类的，但那种乡土艺术被群众所热爱的程度，对我也有所悟。当时还有一位文学系的孔厥同志，他在下乡时收集了一些群众的语言、成语、歇后语等，因此孔厥的小说，甚得当时群众的欢迎。但他收集的群众语言秘不示众，我和他是同乡，因此我借来看了，果然生动又有形象，因此我也效法带了小本子下乡，收集了十多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拿走，大约有十几本，以后也未发还。只举一例，我画了漫画《死猪不怕开水烫》，讽刺公审“四人帮”张春桥负隅顽抗的丑态，就出于收集到的群众的成语中。我有很多漫画都用了这种生动的语言，群众也喜欢看我的画。
1942年8月，毛主席接见我们三个漫画家的事，这在中国现代漫画史上也是一件大事，过去已经写过文章。毛主席就我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一幅讽刺延河植树保管不好的漫画时说，应指出是哪一段管理不好，否则就变成整条延河植树都不好了，因此要区别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关系，这对克服当时漫画的夸张不当，讽刺的片面性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讽刺画展作品就存在这种问题。
我自己感到在延安受到这种教育十分重要，它促使自己改造自己的政治立场、改变自己的艺术观点。但当时延安受到*的包围和封锁，经济困难，出版物少，艺术实践不多，只能说处于思想酝酿阶段。可以说，在延安想到自己的漫画创作的改造要到东北经过实践才得到实现。
《东北日报》四年我画了大量的以反对美帝援助蒋介石打内战为题材的政治讽刺画，社长、总编辑和编辑对我的指点和帮助，还有群众的鼓励使我漫画长进。我的漫画被放大贴上大街，又被东北*有些纵队当了时事教材。我又创造了一个身穿美军大兵服，太阳穴上贴着两块黑色方形的头痛膏药，这在旧上海的青红帮流氓经常使用的，这个形象既表明了蒋介石的出身，也表现了在战场上屡吃败仗而头痛的“蒋肿痛”，当时在东北解放区的军民都知道这个贴着头痛膏药的蒋总统，因此潜伏在哈尔滨*特务机关暗杀的黑名单有了我的名字，因为我“侮辱领袖”，这是东北局彭真同志当时亲自来报馆告诉我们的。
1949年底我被调北京《人民日报》。那时我见到苏联三人漫画家库克列尼克塞的作品，他们是经过美术学校基本训练，当我对自己在漫画上相比有点自惭，就在暗中学，也附合当时向苏联“一面倒”的“热潮”。这种学习是无效的。1953年波兰一位画家柯布兹德依访问中国，看到我的作品，直言不讳说我漫画不如以前好了，使我猛醒。
新中国成立，我到了北京，后来又分配我到中国美术家协会工作。不能只顾漫画一个方面，视野扩大了，过去不熟悉的东西方艺术接触就多了，古典的民间的美术也不少，这些都是在延安得不到的。
中国传统绘画，我在中学时代曾有机会接触，因为我的姨夫是中国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之后。他家藏书画甚多，但当时我年少，很多国画看不懂，大概当时国画大都仿古，单调乏味。进城以后，当时国画尚未改造，仿古、摹古之风甚烈。但齐白石老人的画就不同了，他的诗书画让人感觉一新，从他的画中我才了解了中国绘画中诗书画是中国独创的，国画可以采用，漫画为什么不可采用呢？这样的移植，对漫画的民族化必定有极大的帮助。当然会有困难，我不会作诗，而且旧的五言七律放在漫画上是不调和的，我就用打油诗或顺口溜来替代古诗，也很匹配。我也很重视白石老人用题目之妙：他画了一盘红色樱桃却题了“女儿口色”，画了两只小鸡相扑题了“他日相呼”，这和某些西方的绘画画了樱桃题樱桃，画了小鸡又题小鸡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现代漫画也有一些洋教条，例如认为无字的漫画就是上品，近年来西方漫画，多用“无题”为题，我们也跟着用无题。无题用得好，漫画也可增加趣味，用得不好，别人也看不明白。现在许多无题的漫画，其实是想不出题目。再说书法，我的字并无根底，但它和我的画可以统一，互不排斥，我在小学暑期作业练过“灵飞经”字帖，简直是受罪，一笔一划都要摹仿，束缚人的手脚。我喜欢看字的结构，看它的气势，我不知道广东人称画画为“写画”出自何典，但我理解是两者笔法之统一，因而我也不想去学什么“中锋”、“偏锋”等用笔之法，真学会了，我的漫画又变成国画味道了。总之我在漫画上寻求“民族化”，并不想有国画的形式，并不想漫画被国画化了过去，那就成了老话说的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漫画需要许多营养以滋补先天之不足。中国的文学、艺术、文化、历史、民俗，甚至医药知识都可选读，我就*过一本中医验方，才知道黄金也可入药，所以我想漫画家最好是个杂家，知识丰富，用之不竭。过去我国有两位青年漫画作者，他们的漫画思路都不同凡俗，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可惜后来两人都不画漫画了。如果我能学好哲学，我的漫画思想深度就会有所不同。
我画了70年的漫画，因为我爱漫画，我不见异思迁，也不怕自己挫败，因此我坚持下来了。我爱国家，也爱我参加的中国*，虽然也犯有错误，没有这些，也就没有我的漫画的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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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大同大学画画专业 5篇中国数学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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