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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文介绍襄汾大学专业 《我爱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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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文介绍襄汾大学专业 《我爱汉字》

关于汉字的历史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 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虚伍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余禅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汉字,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字,也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时处处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可以说,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一定有汉字。可是,大家知道汉字是怎样发展来的吗?在这里,我就介绍一下汉字的历史。
有这么一个传说,在很久以前的黄帝时期,黄帝命令他的臣子仓颉创造文字,仓颉是一个长有八只眼睛的怪人,他用自己的八只眼睛观察八方,看见各种各样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的形状简化后刻在龟壳、兽骨上,就成了最早的文字。这个神话当然是荒谬的,但也说明了一个事实——汉字是由象形字演变而来的。
在几万年前的原始时代,远古人学会了用语言来表达意思,后来又学会了用手势,但有些事物用语言和手势是难以表达的,于是有人想出了做记号的方差毁或法,可记号太多,容易忘记,后来就用图形表达意思,比如“太阳”就画成一个圆圈的形状,“树”就画成树的模样,最早的象形文字就是这样产生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进入了奴隶社会。到了这时,需要文字记载的东西就更多了,而光用一些图形符号来表示,显得太繁琐了。于是人们就简化了一些象形字,并把一些象形字组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文字,让人能更容易看懂。比如把“人”和“木”组合起来,就成了“休”字,意思是一个人靠在树上睡觉。这样又创造出了很多文字,形成了汉字的一个新类型——会意字。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诸侯国,而这些诸侯国的文字又有所区别,于是出现了一字多义、多字一义的情况,这给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带来了困难。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下令在全国统一使用一种文字——小篆。这种文字比以前的文字简化了许多,但仍有些繁琐,于是民间逐步兴起了一种应急的俗体——隶书。到了三国时期,魏国的钟繇又创造出了一种更为简便美观的文字——楷书。从此以后,汉字就确立了它的方块形态,开始有了间架结构。以后人们又陆续创造了草书、行书等各种各样的字体,也涌现出了像“钟、王”、“颜、柳”、“苏、黄、米、蔡”这些举世闻名的书法家。汉字的发展逐步进入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
而随着汉字的发展,汉字的个数也越来越多,于是就出现了一种便于人们查找汉字的工具,像《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等。
1949年以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汉字迎来了它发展的春天。50年代初期,中央*颁布了一系列文字改革的通知,对于一些笔画过于繁琐的汉字进行了大胆简化,使人人都能识汉字、用汉字,这在汉字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在现代社会,科学飞速发展,汉字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像表示化学元素的汉字,表示一些新生事物的汉字不断出现,许多汉字也被赋予了一些新的含义。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出现,怎样把汉字输入计算机又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八十年代以后,我国研制开发了一系列汉字输入法,如拼音、五笔字型、表形码、自然码等等。汉字为适应时代的变化,也在不断地改进自己,完善自己,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近年来,有些人认为汉字过于复杂,提出了“文字拉丁化”的方案,认为汉字应该走拼音化的道路。但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汉字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考验,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标志,我们不应该抛弃汉字,而是应该发展汉字,完善汉字,让汉字在二十一世纪继续延续下去。

《我爱汉字》



用英文介绍襄汾大学专业 《我爱汉字》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察缓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败冲模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判橡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参考资料:人民网-人民日报
发言时间: 11-9 21:06 文字的使用,是人类文明一大进步。汉字以象形文字为特征而在人类语林中独树一帜,它在文字、语言上的优点,也正在为使用表音文字的人们所认识和接受。汉字起源于何时,又是谁创造的,至今并没有一致的说法。
《世本》、《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古文献,都说汉字是在黄帝时代由仓颉、沮诵两人创造的。许慎《说文解字》试图作出比较圆通的解释,认为伏羲作八卦“以垂宪象”,启发人们根据不同事物去作不同的符号。神农氏时代“结绳而治”,但庶事繁多,终于不能满足。在黄帝时代就出现了仓颉,,“见鸟兽蹄选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并说仓颉初造书契时,“依类象形”谓之文,后来形声相益谓之字。经过长期演迸发展,总结成构成汉字的六种方法,称为“六书”,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元命苞》则说,仓颉仰观星象圆曲之势,俯察龟纹、鸟羽、山川,甚至手掌纹路等,都是他据以创作文字的基础。在近代文字学建立以前,《说文解字》有关汉字起源的学说,无疑是最权威的。’
然而,《尚书孔传》和《拾遗记》则说伏羲造书契以代结绳,文籍也在他那个时代兴起,这显然要比黄帝时代早得多了。 ·
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经学六变记》提出另一种看法,认为汉字实际上是孔子亲手制定的。幸好此书流传不广,而且用—骨文的发现迅速粉碎了这种神化孔子的说法;甲骨文韵设现也动摇了《说文解字》有关文字起源酌传说:对传说的“六书”理论也提出了各种质疑。
随着仰韶文化陶器记事符号的发现,不少专家认为那是具有汉字性质的符号。根据考古发现,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出土了一大批带有记事符号的陶器,有些确实非常接近于文字,特别是大汶口文化陶符等图形被释读为斤、戌、炅、炅山或斧、锛、旦等,于是人们认为中国文字起源于陶器刻符。然而,平心而论,现有陶符接近汉字的还不多,而且能释读的更少,汉字起源于陶刻符号的结论似乎过早,不过陶刻符号的发现和释读,毕竟使人们看到了解决汉字起源问题的曙光,人们寄希望于有更多的出土资料和更多的研究成果。
发言时间: 11-8 20:43 造字原理:六书是汉字组字的基本原理,在周礼中就有提到了六书,只是没有说明具体内容。到了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详细阐述了“六书”这个汉字构造原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象形:这种造字法是依照物体的外貌特征来描绘出来,所谓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是也。如日、月、山、水等四个字,最早就是描绘日、月、山、水之图案,后来逐渐演化变成现在的造型。
指事:这是指表现抽象事情的方法,所谓“各指其事以为之”是也。如卜在其上写作“上”,人在其下写作“下”。

形声:此乃文字内以特定形状(字根)表特有的音。例如:胡,这个字也可为一个字根,结合不同的属性字根,可合成为:蝴、蝴、湖、葫、瑚、醐等等,而以同样的发音(也有的只有声母一样),表达不同的事物。但形声字,也因古今语言音韵变迁,不少古代同类形声字在今天的官话已无共同音素了。

会意:这个造字法,是将两个字根组合起来,使衍生出新的含意。如“日”和“月”组起来,就是日光加月光变成“明”。“人”字和“言”字合成“信”字,意思就是人过去所言;有信,就是这个人都很遵守自己说过的话。

转注:这是用于两个字互为注释,彼此同义而不同形,汉代许慎解释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这怎么说呢?此二字,古时“考”可作“长寿”讲,“老”、“考”相通,意义一致,即所谓老者考也,考者老也。诗经的《大雅•棫朴》亦云:“周王寿考。”。苏轼的《屈原塔诗》也有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一语。其中的““考”皆“老”意,特别注意的是,后代的文字学家针对许慎的前述的定义也作了大量的解释。其中包括“形转说、声转说、义转说”三类,只是这三种说法有人认为不够全面,当代古文字家林沄先生也有解释说“转注”就是一个形体(字根)记录两个读音和意义完全不同的两个词。例如“帚和妇”与甲骨文中的“母和女”等等。

假借:这法简言之,借用一字,去表达别的事物。一般来说,是有一个无法描述的新事物,就借用一个发音接近或是属性近似的字根,来表达这个新事物。例如:“又”,本来是指右手(最早可见于甲骨文),但后来被假借当作“也是”的意思。闻,本意是用耳朵听东西的意思。例如《大学‧第七章》中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但后来被假借成嗅觉的动词(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错用)。

总结以上六书,前两项,“造字法”也;中两项,“组字法”也;后两项,“用字法”也。这六个原理,是古代文字学学者归纳出来的字学理论。其所含汉字构成法则,是长期演化而成的,不是任何一个人独创的。

汉字的结构:汉字由一个或以上的字根以二维方式(欧语系是一维文字)在特定的空间、配置在一个正方块内而组成,因此有方块字的别称,从结构上来看,汉字有以下特色:

单一字内就有很高的信息密度,在表达同样的事物时,可比表音文字用更短的篇幅表达同样的讯息,所以汉字的阅读效率很高。
一个汉字乃由四百多个表意象形字母为基本字根,如金、木、水、火、土等,像积木一样组合而成。
一个未知文字的含意,可拆字,从组成字根以及空间的配置推断出其字义。当时代演进出现新事物难以词的方式来表达时,也能以字根组合原则,合成出新字来用,例如中文的铀字,就是近代为了表现一种新发现的化学元素而新造的字。
汉字组成的字根空间配置对字义有影响:如同样是“心跟亡”的合体,左右排是“忙”,上下排是“忘”,排列不同,导致不同含义;文字右边有“乂”这个字的部件,这表示右手(手的左偏旁表示左手)持某物对左边字根作某事(金文、甲骨文考古的发现),如果右手上面拿东西就变成“攵”,有这个字根的,几乎都是攻击性或是用暴力达成某件事,例如攻、败、敲、收、散、政、牧、敕等等。

字形(汉字书法):“国”这个字的笔画汉字有各种不同的书写方式,即有不同的字体;不同的字体,汉字的字形不一样。

规整的字体(如楷书、宋体、隶书、篆书等)书写下的汉字是一种方块字,每个字占据同样的空间。汉字包括独体字和合体字,独体字不能分割,如“文”、“中”等;合体字由基础部件组合构成,占了汉字的90%以上。合体字的常见组合方式有:上下结构,如“笑”、“尖”;左右结构,如“词”、“科”;半包围结构,如“同”、“趋”;全包围结构,如“团”、“回”;复合结构,如“赢”、“斑”等。汉字的基础部件包括独体字、偏旁部首和其他不成字部件。

汉字的最小构成单位是笔画。

书写汉字时,笔画的走向和出现的先后次序,即“笔顺”,是比较固定的。基本规则是,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外后内,先外后内再封口,先中间后两边。不同书写体汉字的笔顺可能有所差异。

读音:汉字是多种方言的共同书写体系,每个字代表一个音节。中国大陆现今以普通话作为标准读音,普通话的音节由一个声母、一个韵母及声调确定,实际用到1300多个音节。由于汉字数目庞大,因而有明显的同音字现象;同时还有同一字多音的情形,称为多音字。这一情况在各种汉语中是普遍存在的。

汉字虽然以表意为主,但并非没有表音成分,最常见的是人名、地名,其次就是外来词的音译,比如沙发。此外,还有部分原有的表音词,如(一命)“呜呼”、“哈哈”大笑等。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一定表意成分,特别是该国国内的人名、地名。而即使是国外的人名、地名,也存在某些表意的底线,比如“Bush”绝不能音译成“不死”。

由于汉字本身不表音,自汉朝到20世纪汉字在数量上、写法上虽有变迁,但无法看出发音的变化。必须进行专门的研究才能推测它们在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发音。有学者经研究认为:汉朝之前,一个汉字发音为两个音节,次要音节和主要音节,类似今日的韩、日语。详见上古汉语。

汉字在日语中的读音有“音读”和“训读”之分,往往一个字有很多读法,原因来自中国不同时期传入日本的发音。

在朝鲜语中则大致为一字一音,没有训读。

除了日本以外,其他汉字使用国也有使用了一些多音节的字,如“里”(海里)、“嗧”(加仑)、“瓩”(千瓦)等。但是在大陆地区由于官方废除已基本不使用,台湾仍在使用,一般人也明了其意思。

注音:最早的注音方法是读若法和直注法。读若法就是用音近的字来注音,许慎的说文解字就采用这种注音方法,如“埻,射臬也,读若准”。直注法就是用另一个汉字来表明这个汉字的读音,如“女为说己者容”中,使用“说者曰悦”来进行注音。

以上两种方法都有先天上不完善的地方,有些字没有同音字或是同音字过于冷僻,这就难以起到注音的作用,例如“袜音韈”等。

魏晋时期发展出了反切法,据传是受使用拼音文字的梵文影响。汉字的发音可以通过反切法进行标注,即用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和声调合拼来注音,使得所有汉字发音都有可能组合出来。如“练,朗甸切”,即“练”的发音是“朗”的声母与“甸”的韵母及声调所拼成。

近代以来,又发展出了汉字形式的注音符号(俗称ㄅㄆㄇㄈ)以及很多拉丁字母注音方法。注音符号仍是台湾教学的一部分,而目前中国大陆最为广泛使用的是汉语拼音。

由于汉字以本身表义为主,注音方面较为薄弱。这个特性使得上下千年的文献,不至于产生如同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世界一样,用字措辞太悬殊的差距,但也造成推断古代声韵的难度。例如“庞”从“龙”而得声,但今日北京话前者读“páng”,后者为“lóng”。如何解释这样的差异,就是音韵学所探讨的课题。

汉字与词语:汉字是汉文组成的最小单位。

语素是汉文表意的最小单位,类比于英语的“词汇”和“词组”的总称。绝大多数汉字可以独立构成语素,比如“我”,类比于英语中的单一字母构成的词汇,比如“I”。现经白话文大多数词语都是由两个以上的汉字构成的,不过,和英语中“词汇”和“字母”的关系不同,语素的意思往往和其中各个汉字独立构成语素时的意思有相关性,因此相当程度上简化了记忆。

词语包括语素和若干个语素形成的短语。

汉字的高效率,体现在几百个基本象形字,可以合成表示天上地下的各种事物的上万汉字;几千个常用字,又可以轻松组合出数十万词语。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准确掌握这数十万词语的搭配形式和用法也成了一种负担。汉语常用词汇约为几万条,总词汇量约有百万条,虽然从数量上来说显得有些令人望而却步,但由于大多数汉字构词法的表意性,要基本掌握并非遥不可及。因此,仅就词汇而言,其学习难度并不高;相比之下,掌握同样数量外文词汇的记忆强度则要大得多。

而从古文的角度来看,用字本义,比起五四白话文运动以降过度依赖词语,会来的精确且有效率,例如朱邦复先生就提畅精确使用汉字的复古作为。

汉字的数量:汉字的数量并没有准确数字,日常所使用的汉字约为几千字。据统计,1000个常用字能覆盖约92%的书面资料,2000字可覆盖98%以上,3000字时已到99%,简体与繁体的统计结果相差不大。

历史上出现过的汉字总数有8万多(也有6万多的说法),其中多数为异体字和罕用字。绝大多数异体字和罕用字已自然消亡或被规范掉,除古文之外一般只在人名、地名中偶尔出现。此外,继第一批简化字后,还有一批“二简字”,已被废除,但仍有少数字在社会上流行。

汉字数量的首次统计是汉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进行的,共收录9353字。其后,南朝时顾野王所撰的《玉篇》据记载共收16917字,在此基础上修订的《大广益会玉篇》则据说有22726字。此后收字较多的是宋朝官修的《类篇》,收字31319个;另一部宋朝官修的《集韵》中收字53525个,曾经是收字最多的一部书。

另外有些字典收字也较多,如清朝的《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日本的《大汉和字典》收字48902个,另有附录1062个;台湾的《中文大字典》收字49905个;《汉语大字典》收字54678个。20世纪已出版的字数最多的是《中华字海》,收字85000个。

在汉字计算机编码标准中,目前最大的汉字编码是台湾的国家标准CNS11643,目前(4.0)共收录可考证之繁简、日、韩语汉字共76,067个,但并不普及,只有在户政系统等少数环境使用。台港民间通用的大五码收录繁体汉字13053个。GB18030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最新的内码字集,GBK收录简体、繁体及日语、韩语汉字20912个,而早期的GB2312收录简体汉字6763个。而Unicode的中日韩统一表意文字基本字集则收录汉字20902个,另有两个扩展区,总数亦高达七万多字。

初期的汉字系统字数不足,很多事物以通假字表示,使文字的表述存在较大歧义。为完善表述的明确性,汉字经历了逐步复杂、字数大量增加的阶段。汉字数量的过度增加又引发了汉字学习的困难,单一汉字能表示的意义有限,于是有许多单一的汉语意义是用汉语词语表示,例如常见的双字词。目前汉语书写的发展多朝向造新词而非造新字。

汉字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并仍然或曾经在日语和朝鲜语、越南语中使用。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拥有4500年以上的历史。狭义地说,它是汉族的文字;广义地言,它是汉字文化圈共同的文字。

汉字是承载文化的重要工具,目前留有大量用汉字书写的典籍。不同的方言都使用汉字作为共同书写体系,因而汉字在历史上对中华文明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东南亚文化圈形成的内在纽带。在汉字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大量诗词、对联等文化,并形成了独特的汉字书法艺术。

一个汉字一般具有多种含义,也具有很强的组词能力,且很多汉字可独立成词。这导致了汉字极高的“使用效率”,2000左右常用字即可覆盖98%以上的书面表达方式。加之汉字表意文字的特性,汉字的阅读效率很高。汉字具备比字母文字更高的信息密度,因此,平均起来,同样内容的中文表达比其他任何字母语言的文字都短。

目前的汉字体系分为繁体字和简体字,前者用于台湾、香港、澳门和北美的华人圈中,后者用于中国大陆和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华人社区。通常说来,两种汉字书写系统虽然有差异,常用汉字的个体差异不到25%。

由于汉字书写复杂,“汉字落后论”的说法存在了很长时间,认为汉字是教育及信息化瓶颈,并有“汉字拉丁化”甚至废除汉字的推动行为。现在一般认为汉字也有突出优点,初始学习难度虽大,但掌握常用字后不存在类似海量英文单词的继续学习问题,且其表意特性也能充分调动人脑的学习能力。在计算机输入问题基本解决后,“汉字落后论”及“汉字拉丁化”已实际上逐渐被大多数人抛弃。

目前汉字系统已经基本稳定,但汉字的规范化、生僻字的自然消亡仍在继续进行。

襄汾到太原大学城路线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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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车路线:全程约267.1公里

起点:襄汾县

1.临汾市内驾车方案

1) 从起点向正东方向出发,沿府前街行驶20米,右转进入迎宾路

2) 沿迎宾路行驶260米,右转进入南大乎基街

3) 沿南大街行驶740米,直行进入襄乡线

4) 沿襄乡线行驶390米,右转进入振兴路

5) 沿振兴岁桐谨路行驶1.4公里,左转进入迎宾路

6) 沿迎宾路行驶6.7公里,朝临汾/太原方向,稍向右转上匝道

2.沿匝道行驶490米,直行进入京昆高速

3.沿京昆高速行驶199.6公里,朝晋中/石家庄/S60/晋城方向,稍向右转上匝道

4.沿匝道行驶960米,直行进入榆祁高速

5.沿榆祁高速行驶26.6公里,在太谷/曹家大院/G108出口,稍向右转上匝道

6.沿匝道行驶440米,右前方转弯

7.行驶1.1公里,右转

8.行驶1.9公里,右前方转弯进入太太路

9.太原市内驾车方案

1) 沿太太路行驶24.3公里,右前方转轮蚂弯

2) 行驶1.0公里,左转进入一号路

3) 沿一号路行驶610米,到达终点

终点:太原大学

关于汉字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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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汉字的发展】
1 甲骨文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郑旁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是一种很重要的古汉字资料。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花园庄、侯家庄等地。这里曾经是殷商时代后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称为殷墟。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是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从殷商的甲骨文看来,当时的汉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及在汉语的文字体系了。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里,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000左右。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些文字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目前发现宏搏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 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 (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 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见甲骨档案)。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 农业、 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2 金文
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蔽丛祥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
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十分发达。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
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的毛公鼎有497个字,记事涉及面很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3 大篆
代表为今存的石鼓文,以周宣文时的太史籀所书而得名。他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因刻于石鼓上而得名,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刻石文字,为石刻之祖。
起于西周晚年,春秋战国时期行于秦国。字体与秦篆相近,但字形的构形多重叠。
4 小篆
也叫“秦篆”。通行于秦代。形体偏长,匀圆齐整,由大篆衍变而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称:“秦始皇帝初兼天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5 隶书
隶书基本是由篆书演化来的,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改为方折,书写速度更快,在木简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圆转的笔划。
隶书也叫“隶字”、“古书”。是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就小篆加以简化,又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便于书写。分“秦隶”(也叫“古隶”)和“汉隶”(也叫“今隶”),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
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它起源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也有说法称隶书起源于战国时期。
隶书是相对于篆书而言的,隶书之名源于东汉。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使中国的 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楷书的基础。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到东汉时,撇、捺等点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具有书法艺术美。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
隶书相传为秦未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 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划,更便于书写。"隶人"不是囚犯,而指"胥吏",即掌管 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被叫做"佐书" 。隶书盛行于汉朝,成为主要书体。作为初创的秦隶, 留有许多篆意,后不断发展加工。打破周秦以来的书写传统,逐步奠定了楷书的基础。在"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下,是汉代隶书逐步发展定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书体,同时,派生出草书、楷 书、行书各书体,为艺术奠定基础。
6 楷书
楷书又称正书,或称真书。其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始于东汉。楷书的名家很多,如“欧体”(欧阳询)、“虞体”(虞世南)、“颜体”(颜真卿)、“柳体”(柳公权)、“赵体”(赵盂附)等。
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锺繇的《宣示表》(左图)、《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等,可为代表作。观其特点,诚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
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而包世臣与康有为,却极力推崇两朝书,尤重北魏碑体。康氏举十美,以强调魏碑的优点。
唐代的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局面,真所谓空前。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在楷书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的模范。
7 草书
草书:汉字的一种书体。形成于汉代,是为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章草笔划省变有章法可循,代表作如三国吴皇象《急就章》的松江本。今草不拘章法,笔势流畅,代表作如晋代王羲之《初月》、《得示》等帖。狂草出现于唐代,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笔势狂放不羁,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从此草书只是书法家临摹章草、今草、狂草的书法作品。代表作如张旭《肚痛》帖、怀素《自叙帖》。草书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字体。始于汉初。当时通用的是“草隶”,即潦草的隶书,后来逐渐发展,形成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章草”。汉末,张芝变革“章草”为“今草”,字的体势一笔而成。唐代张旭、怀素又发展为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的“狂草”。
8 行书
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可以说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它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笔势不象草书那样潦草,也不要求楷书那样端正。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行书大约是在东汉末年产生的。

曹瑞芝是谁


曹瑞芝
曹瑞芝(1890-1953),水利学家。近代山西水利科技的奠基人。20世纪20年代起,曾先后在晋、豫、鲁、鄂、川、陕等省从事水利科技工作,最早制定山西水利发展规划,倡导制定水法和建立水文观测站,研究与推广黄河下游虹吸管淤灌工程和农村小型水电站,主持试验木制水轮机、水轮泵和轮叶调速器等,并曾参与拟订早期长江三峡开发计划,为开创中国近代水利水电事业和技术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文名:曹瑞芝
出生日期:1890年2月20日
逝世日期:1953年5月13日
职业:科学水利学家
毕业院校:山西大学土木工程系
主要成就:近代山西水利科技的奠基人
代表作品:山西水利状况及今后之进行方针
籍贯:山西省汾城县
简介
瑞芝,字子仙,1890年2月20日生于山西省汾城县(今襄汾县)曹家庄乡的乡里村。父亲经商,母亲是家庭妇女,粗通文字,曾担任过“天足会”委员。受家庭环境影响,他勤奋好学,性格开朗,热爱新生事物。幼年在村里私塾读书,后进入县城学堂。1910年,考取山西大学土木工程系预科,1916年本科毕业。1919年考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ofWisconsin),学习水利工程和水力机械,1923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即在山西、河南、山腊仿东、四川、陕西等省从事水利事业。从1930年开始身患十二指肠溃疡,到1943年在重庆做了胃切除手术,得以痊愈。患病期间得到他妻子尽心照料,一直坚持工作,全身心投入水利建设事业。
事业
曹瑞芝回国后,先在山西督军府任采运处处长,由于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于1927年离开山西去河南省水利局任工程师。创建了黄河下游虹吸引黄淤田工程,深受当地群众欢迎。由于他对虹吸管入迷,同行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虹吸管”。1930年后任山东省建设厅水利技正,仍继续该项工作的研究。1935年在全国性学术刊物《工程》10卷第1号上发表《虹吸管之水力情形及流量之计算》论文。这篇论文曾被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四届年会评为第一名,获金质奖章。1936年又得到山东省*的表彰,发给500块银元奖金。1932年他应邀参加长江三峡工程勘测队,在全国首次提出开发长江水电的宏伟计划。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逼近济南,他辗转入川,在大后方开始新的水动力及小水电研究与建设。1946年他任重庆国民*水利部专门委员时,率部属第224勘设队由重庆回山西工作。经西安北上到达晋南临汾时,因上党战役暴发,仅在晋南一带做短期查勘。
逝世
1952年3月曹瑞芝在山西省为建汾河水库做野外查勘时,由于过度劳累突患心脏病。同年秋病情加重,去*202医院治疗,终因心力衰竭,医治无效,于1953年2月13日逝世,享年63岁。
制定三晋治水方略
瑞芝一生曾3次回山西工作,前后历时十余载,制定了符合山西省情的治水方略。第一次回山西工作是在1923-1926年。在此期间对山西省水利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于1925年写出《治汾计划》和《山西水利状况及今后之进行方针》两篇论著,最早提出在汾河上游至罗家曲河段修筑水库、在下游新绛至河津河段兴建机械抽水高灌工程的设想。
提出问题
认为:“山西之水利,省南有八大堰,省北有三大渠,可称中国历来水利上之大成绩,”但要有大的发展,急需解决三方面的问题,即:(1)“兴办水利感受之困难,如省*对于用水,无规定之水法,争讼起来,审判官无水法可依,人民用水毫无限制,强者得以霸占水利”;(2)“山西之水利缺点甚多,如水源之调查,水量之记录等等,都付缺如,虽有人起而研究,亦无复从”,而造成“坐失水源,殊可惜也”;(3)“山西已有之水利,类皆自然水利”,而目前开发自然水利之条件“已将告竭,此后欲再继续进行,舍科学水利其谁归”。在此基础上,曹瑞芝对山西发展水利提出四项具体计划:“(1)制定水法;(2)调查水源;(3)量水(水文观测);(4)试验(灌溉与盐碱地改良)”。并明确提出,“利用科学方法,以促进水利之发展,实是山西之根本办法”。
编制设计任务书
第二次是在1946-1949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曹瑞芝率重庆国民*水利部第224勘测设计队回到山西,对黄河轮慎纤龙门水库发孝绝电工程进行查勘,并编制设计任务书;对晋南龙子祠、霍泉渠、通利渠等古老灌溉工程进行了考察,提出利用现代技术改建扩建这些工程的科学方案。
水利局总工程师
第三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1953年,曹瑞芝接受山西省人民*邀请,回到太原,出任山西省*委员和山西省水利局总工程师。他虽年逾花甲,但壮心不已。1950年在全省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即提出兴修黄河龙门水库水电站的建议,引起与会同志的极大关注。从1949年到1952年,他率领水利技术人员,先后对汾河、滹沱河、涑水河、潇河等主要河道进行了调查,并对这些河道的治理和全省水利的发展,提出了比较全面的规划方案。在全省主要河系设立了多处水文和雨量站。在他的主持下,成功地建成了滹沱河、潇河两座现代化的大型灌溉工程;同时还对霍泉、南垣、鼓水、汾河等八大冬堰古老灌溉工程,进行了现代化技术改造;使全省万亩以上的自流灌区由11处增加到29处,有效灌溉面积由296万亩(19.73万公顷)增加到609万亩(40.6万公顷)。在他的倡导下,临汾地区设立了山西最早的灌溉试验站。他还从全盘考虑,积极筹办农村水电建设,在省水利局设立了水利机械研究室和水利机械修造厂,研究和*农村水力水电建设所需要的机械设备。在此基础上,1956年洪洞县明姜水电站建成投产,很快在全省推广,到20世纪50年代末小水电站发展到129处。1960年农业部在洪洞县召开了全国11个省(市)的小水电会议,推动了全国农村水电事业的发展。
开创虹吸引黄淤田工程
1927年,曹瑞芝到河南不久,鉴于黄河下游两岸水高田低,可利用虹吸管抽取浑水越过大堤进行淤灌,开
始了虹吸管淤灌农田、改良土壤的工程建设。“在黄河花园口首次安装6英寸(15.2厘米)虹吸管,试验出水甚旺,由出水处开挖渠道14里(7千米),经南北两索水河,可达贾鲁河。”继之“又装设24英寸(61厘米)铁管八副,共可出水240立方英尺/秒(6.8米3/秒),可以灌溉沿岸5万余亩(0.33万公顷)旱地。”1930年他出任山东省建设厅技正时,仍积极倡议在黄河沿岸兴修虹吸管引黄淤田工程。“在厅长的支持和工程师褚文林等协助下,于1933年拟定了引黄淤田计划,拟建:厉城王家梨行、青城马闸子、齐河红庙、蒲台王旺庄等处虹吸管工程,计划淤田21.5万亩(1.43万公顷),需建设费301万元”。“安设管径王家梨行及马闸子为21英寸(53.3厘米),红庙及尉家口为18英寸(45.7厘米),王旺庄为15英寸(38.1厘米)”。“1933年11月18日,王家梨行工程试水成功,实引水0.15米3/秒。其他三处亦先后于1934年建成,工程效益较为显著”。当时山东省建设厅的报告说:“在设计之初,原拟放水数次,始有成功可睹焉,当马闸子验收之际,仅放淤十日,其附近淤成之地,可达一千余亩(66.7hm2),淤厚平均约七公分(7厘米)。这段田地,昔为卑湿碱卤不毛之区,今淤成之后,可变沃壤。由此可见,沿黄两岸全部虹吸淤灌工程之利益,确为救济农村之大计矣。”
上述工程见成效后,曹瑞芝等人又在建设厅的支持下,制定了全省淤田计划,拟“安设48英寸(121.9厘米)虹吸管300组,灌田2240万亩(149.3万公顷),使年农产收入达到1.12亿元。计划30年竣工,全部费用400万元。因经费无着,未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后,仅1956-1958年的3年中,山东省就建成引黄虹吸工程24处共162条,设计引水160米3/秒,灌溉面积达560万亩(37.3万公顷)。
1935年前后,豫、冀、鲁三省*合组虹吸工程勘察团,以曹瑞芝为团长,沿黄河查勘与测量达数月,编拟了详细的工程计划。他在山东期间潜心研究虹吸和航运技术,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
参与早期规划三峡开发方案
1932年10月上旬,曹瑞芝应扬子江水道整治委员会邀请,由鲁赴宁,会同郓震、宋希尚,加上原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指派的测量总工程师史笃培(美国人)、技术员陈晋模两人,组成了中国第一支长江三峡勘测队,于10月下旬自宜昌逆流而上,查勘了长江水力开*况,于11月23日回到南京整理资料,编写出长江三峡第一个开发计划。这个计划比美国垦务局专家萨凡奇(J.L.Savage)1944年踏勘宜昌峡上游早10多年。打破了长期以来有些人为认为三峡开发计划最早是美国人提出的误传。计划认为:“自宜昌至秭归,其地质构造名曰‘黄陵背斜’,所谓‘黄陵花岗岩’者面积极广,地质学家公认此段为峡东背斜中心,花岗石质极坚固,以之为建坝基础,最合理想”。“黄陵庙、三斗坪一带之(震旦纪)花岗岩地质及地势应为详细研究”地段,此背斜之“东翼宜昌葛洲坝至石门一段,为第三纪之‘东湖沙岩’及‘石门砾岩’。”石门以上至石牌溪即为不宜筑坝之奥陶纪灰岩地层。从地质构造看,“葛洲坝之岩层远不如黄陵庙岩层之合于建坝设厂基础”,但“葛洲坝地势较好,初勘时认为是工程较省、工作较便之地点。宜昌若为化学工业区,而恰好有各种天然适合条件,则发电用电集中一地,解除高压输电之困难,最合经济之原则。”故关于选坝段“勘测队觅得地点二处,一在宜昌上游4海里(7.4公里)之葛洲坝;一在上游22海里(40.7公里)之黄陵庙附近一带。”根据两站当时的情况,按各装机30万千瓦的要求,对大坝的位置、坝型、船闸、投资等进行了初步规划。总的规划指导思想为低坝多级开发方案,此方案淹没损失甚微,宜昌重庆间
落差125米,利用枯水流量发电,约可得保证出力294万千瓦。故还提出:“万县巴阳峡、忠县黄花城、酆都蚕背梁、涪陵剪刀峡、长寿大滩子等几个水电开发点。”报告认为“葛洲坝和黄陵庙水电站仅是长江三峡开发中的一期工程,扬子江上游发展至最后时期,自宜昌至宜宾必有若干水坝、水闸及发电厂互相连属,水面降落,各成阶级,彼时不但航运之滩险问题可以完全解决,即两岸之农田亦因水位抬高受灌溉之利。”报告还建议“利用长江三峡丰富的水电资源,固定空气中的氮气,*化学肥料,发展电气化学工业,供应川汉铁路。”据郓震先生回忆并撰文说:“当时计划中的计算部分和初步设计由曹瑞芝工程师负责,经郓、宋二工程师最后讨论定稿,然后送中国工程师学会《工程》杂志总编辑沈怡审定发刊。计划的发表是经钱昌照先生同意的。”
朱成章先生也曾回忆撰文说:“第一个三峡开发计划是从当时的技术经济条件出发提出的,现在看来他们选定的葛洲坝和黄陵庙两个坝段,经过50多年来继续勘测设计和建站证明是正确的。现在,葛洲坝工程早已建成发电,三峡高坝坝址选定三斗坪,也在当年选的黄陵庙坝段内,充分说明当时的勘测规划是相当严谨和科学的。”
发展改进水力机械
抗日战争时期,曹瑞芝在四川专心致力于水利水电事业。在此期间,由他主持在三台县兴修了长达50千米、灌溉1.33万公顷的郑泽堰,引涪江之水灌田,即现在的永和堰。这是运用现代水利技术在四川兴建的第一个中型引水工程。他还致力于水力提灌机械水轮泵的研制与推广。1940年由他倡导在成都青羊宫和灌县建立了高灌试验站,指导一批青年技术人员创造了木质水轮泵和水力筒车。这是中国现代水轮泵的最初机型。
1942年,重庆国民*行政院水利委员会成立水利示范工程处,任务是利用四川丰富的水力资源,示范推广小型水力发电站、水动力加工厂和抽水站工程。曹瑞芝任该处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兴建了重庆杨公桥水力机械试验场,设计了一个水动力站。该站采用低坝明渠引水,引水流量1.0米3/秒,水头5米。因设备简陋,白手起家,水轮机、水轮泵和尾水管都是木制品。经观测,木质旋桨式水轮机其效率仅达到30%左右。曹瑞芝与有关人员经过认真试验对比,根据DieKreiselpumpen所介绍的方法,利用飞机螺旋桨的原理,不断改进水轮泵,提出了科学的轮叶设计,运用流体力学原理,改进了轴流泵。大大提高了旋桨式水轮机的设计水平,使木质水轮机实际效率达到80%左右。这一试验成果随即应用于低水头水力发电站,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在此基础上,他还组织有关专业人员进行了开布朗(Kaplan)水轮机轮叶调速器的研究设计。在当时一无物质条件,二无像样的水轮机*厂家情况下,成功地设计、*了中国最早的活叶旋桨水轮机的成套设备,并在实践中推广应用,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试验研究的基础上,曹瑞芝指导中国农村水力实业公司,先后在达县阁溪桥、遂宁石溪寺建成两处低水头水电站(分别装机20千瓦和40千瓦)。在重庆北培建成了高水头小流量冲击式水轮机水动力加工厂,解决了当地群众的照明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在山西较早地设计推广农村小型水电站,为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就是应用这段时期的试验成果。
水利界同仁怀念曹瑞芝
曹瑞芝以他的远见卓识,赢得了同行和后人的尊敬与称赞。曾与他同绘三峡宏图的郓震先生称他:“诚挚勤奋,勇于任事,肯钻研问题,认真细致”。山西水利界,当年曾和他共过事的新中国第一代水利科技工作者都赞颂他:“为人正派,襟怀坦白,严以律己,厚以待人,从不沽名钓誉”。
主要论著
1
曹瑞芝。山西水利状况及今后之进行方针。山西水利——水利史专集,1985(1):43~452曹瑞芝。河南黄河水利初步计划书。华北水利月刊,1929,2(3)
3曹瑞芝。SeepageWater(英文)。工程,1930,5(3):394~451
4恽震,曹瑞芝,宋尚希。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查勘报告。工程,1933,8(3):195~220
5曹瑞芝。虹吸管之水力情形及流量之计算。工程,1935,1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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